香港修例风波背后一些社会深层根源：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 二 ) 2019年夏天

　　正是房价高涨、薪金收入停滞，导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从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从53%下降到48.9%。这个数据的背后，是财富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梦破灭。

　　像小邝一样，假如只活在当下，不考虑房子，吃喝、逛街、郊游倒也不愁，只是“千万不要去想未来”。

　　中产的“坠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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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层一向被认为是中坚力量，是社会的稳定器。但在香港，这个稳定器正在失灵，担忧向下坠落的“中产焦虑”在香港尤为突出。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对此有个概括叫“中产阶层的基层化”，何意？“就是说，这个阶层的教育水平、文化认同是中产，但实际生活已经达不到中产阶层的水平，与基层趋同”。

　　在香港，2018年月薪中位数为1.75万港元，公务员和教师中位数2.84万港元，论整体收入已经相当高。但张炳良透露，他做局长时做过公务员住房的小调查，惊讶地发现，不少人买不了房子，有的甚至住在劏房（指一个住房单位被切割成多个很小的居住空间）中。

　　就香港而言，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昂贵的门票。没有退路的香港中产，为了获得这张门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所谓香港中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回颠倒。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裂成有房者与无房者两大对立面。没“上车”（拥有住房）的想“上车”，“上车”的立刻变成高房价的维护者。正是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纠葛，让香港特区政府左右为难，动辄得咎。近来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为应对土地供应不足而推出的东大屿山填海计划，作为一计解决房屋问题的长远方略，却遭到了很多人的无端质疑。

　　上升通道狭窄，“哑铃型”社会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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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仍有数量不少的穷人。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大、阶层固化的背后，是产业的高度单一和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