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牌生意经( 四 )

去年8月 , 一位老客户介绍自己的一个朋友来见杜凯 , 想租赁一个北京指标 。 询价过后 , 尽管对方一直在微信上跟杜凯互动、表现积极 , 但这笔生意最终没有做成 。

杜凯通过中间人了解到 , 老客户带来的这位朋友 , 不仅有吸毒史更有赌博的嗜好 。 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 , 只要跟“赌”和“毒”沾上 , 杜凯都将其视为“高危人群” , 坚决不跟这些人做生意 。

滴滴司机也被杜凯视为“不能合作”的群体 。 整天驾车在路上跑 , 出事故的概率很高 , 一旦发生车祸或者肇事逃逸 , 出租车牌的一方很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 。 相反 , 在北京有房产、有正当稳定职业的都市白领、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都是杜凯愿意打交道的人 。 “有房子、有正当职业就不怕他跑了 。 ”

持有北京小客车指标的人被称为“标主” , 买方付一部分订金委托中介寻找有意出租或出售的指标 。 摇号多年依然毫无所获的“北漂”与手持指标的“标主” , 在“杜凯”们的牵线搭桥下 , 接上了头 。 围绕着牌照的租赁和买卖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 “一牌难求”的现状 , 则催生了一个公开却又隐蔽的地下交易市场 。

之所以隐蔽 , 因为私下买卖小客车指标并不受法律保护 。

2018年3月 , 北京二中院曾公开审理了一起私下签协议买卖车牌的案件 。 原告花3.7万元购买的北京小客车指标实际无法使用 , 将“标主”王某告上法庭 , 法院最终判决双方签订的《指标协议》违反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 , 要求王某将3.7万元返还原告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

想从“歧路”获得牌照 , 几乎每一步都藏着风险 。 北京密云区法院今年4月审理的一个案件显示 , 2018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时间内 , 郭某以出售法院拍卖的北京机动车号牌为由 , 骗取11名买家订金共计68.5万元 。 郭某称其在2018年6月 , 被谎称能办理北京车牌的张某骗走4万元订金后 , 也决定以同样的方式骗钱 。 郭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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