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东亚病夫”一词的来历)( 二 )
梁启超
至此，梁启超在严复的基础上将“病夫”的含义从一个指国家状况的名词，变成了一个指中国人体质虚弱的专有名词 。变法的失败深深刺激了梁启超 。他认为制度改革已经不足以拯救大清帝国 。全民必须从小培养强健的体魄，模仿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根据尚武精神重塑中国的民族精神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得救 。
实事求是地说，严复和梁启超对“病夫”一词的改造，并没有加入感情色彩和价值取向，只是制造了危机感，持中立态度，用“病夫”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状态 。但在他们之后，“病夫”这个词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完全从中性词变成了否定词 。
第二次转变：由中性词转变为负面词梁启超的想法，虽然在文化界没有达成共识，但已经在很多人心中生根发芽，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体质确实有问题 。借助舆论的传播，“病夫”的比喻深入人心 。爱国将领蔡锷感受到许多同胞身体素质的弱点，公开形容中国人是“病夫” 。维新运动支持者、民国时期著名体操运动员许在创办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时，甚至以“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去东亚病夫之耻”为校训 。
中国在20世纪初被瓜分了
当时，面对社会上铺天盖地的局面，先进的知识分子们达成了共识，他们希望用“丑陋”的方式——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以此来督促同胞们积极健身，深刻反思自身的不足 。然而，虽然知识分子用“病夫”这个词来激励他们的同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个侮辱性的术语 。
“病夫”一词背后的另类价值很快被激进的革命者发现，他们断章取义地证明西方恶意羞辱中国人民病弱的身体，以此来刻画西方的傲慢，激发中国人民的团结意识 。对于激进的革命者来说，“病夫”的本义，或者说其敦促国人自省的内涵，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侮辱性的词是“外国”说出来的 。
1903年，同盟会成员陈天华发表《警钟》，他在书中说，外国人把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在外国受到歧视 。《钟》试图通过利用外国人“丑化”中国人来唤起读者的集体屈辱感，从而唤起国人的团结意识，共同抵御外来的屈辱 。虽然陈天华的本意是出于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但他的文章是杜撰的 。外国人称中国为“东亚病夫”的概念，对于文章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没有事实依据 。
此后，舆论形成了新的共识，将“东方病夫”理解为外国用来侮辱中国人的病态用语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通俗小说《现代侠义英雄传》，以虚构的手段塑造了一个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的强人形象 。这个狂妄的男人最终被大侠霍元甲打败，成为中国人粉碎“东亚病夫”耻辱的典型象征 。后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重复这个抵御外侮的桥段，最受欢迎的画面就是精武门里的李小龙 。
至此，“东亚病夫”完成了第二次转型，从中性词变成了否定词 。经过几十年的语义增强，“东亚病夫”已经和中国人的集体荣誉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它特别敏感的原因 。
“东亚病夫”的历史意义“东亚病夫”一词自不必说，最早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但这只是一个形容清廷萎靡不振的词汇，甚至带有鼓励清廷改革的善意 。但在“病夫”一词完全进入中国语境后，结合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其含义经历了两次转变，从鼓励改革一词到关注身体健康一词，又从中立到否定，最后被理解为西方对其的态度 。
梁启超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词的起源和发展，就会发现，在这个否定词的形成过程中，西方其实并没有扮演我们想象中的傲慢角色 。“东亚病夫”这个概念的炮制，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和之后的中国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不可否认，“东亚病夫”这个词就像勾践的苦胆，味道苦涩，却有催人奋进的效果 。不仅唤起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也激励着同胞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但是，在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后，我们不应该过度消费它，而应该还原它的含义，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个词，并借鉴它的发展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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