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奥斯曼帝国谁强大,明朝和奥斯曼谁厉害-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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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倭北虏”两大边患的加剧，以及西方新式火器的传入和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的涌现和成长，嘉靖年间的明朝军事技术水平比之前代有明显的提高，而与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相比又有何差异？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对比。
佛郎机炮的传入佛郎机炮的发展和传播是嘉靖年间火器技术的一大亮点，明朝军队最早仿制佛郎机炮的时间为正德十四年（1519）。此种子母铳分离结构的后装火炮与明朝传统的铳炮大不相同，子铳替换轮放的速度极快，能够形成弹落如雨的杀伤效果，一举克服了以往明朝火炮“重莫能举”，“发莫能继”的缺点。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明军所造佛郎机铜炮“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极利水战。据《明会典》记载嘉靖年间所造佛朗机铳分大中小三样，其中以中小样数量为多，此外还有马上用小佛郎机、百子佛郎机等改进型号。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种曾繁盛于15世纪上半叶的后装火炮此时已退化为辅助性的小炮，虽然明军依之为主力火炮，但于同时代的奥斯曼军队而言，佛郎机炮主要用作近距离的杀人炮，而非野战攻坚的主要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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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兵火器的改进嘉靖年间传入的单兵火铳包括鸟铳、噜密铳和西洋番铳。鸟铳传入的途径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西洋诸国直接传入；另一种途径则是先传入日本，再回流至明朝。鸟铳前有准星，后有照门；铳身细长，具有射击精度高，杀伤距离远的优点。更兼其体小身轻，利于行军，因此在南方的抗倭战争中装备较多。虽然在嘉靖后期，亦有铳身较长的噜密铳从奥斯曼传入，但彼时并没有引起明朝人的注意，直到万历年间才有了仿制品。北方的明军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快枪、夹把枪等准头和杀伤力都欠佳的火门枪。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兵部尚书杨博曾规定防卫京师的车兵每营装备夹把枪1000杆，战兵每营则装备1300杆夹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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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嘉靖年间的名将如俞大猷、戚继光等皆认为战车乃“御虏之长策”，以车营组成临时性的壁垒可以保卫步兵并发扬明军火器的长处，因此各种形制的战车应运而生。嘉靖三十七至四十年（1560），俞大猷在大同镇推广战车及战术。俞大猷所制战车有独轮战车、双轮战车及粮车三种。战车的主炮为大佛郎机一座，轻火器则包括神枪和鸟铳。车上装挨牌和铁枪头以遮护步兵。战时战车及刀牌手在前，步兵和骑兵在后，车骑步协同作战，称为一“队” 。俞大猷特别强调了佛郎机和鸟铳在战车上的地位，火器是车营远距离击敌的主要手段，威力要远胜千斤弩。俞大猷曾凭借其麾下的战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军于安银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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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的腐败除嘉靖皇帝本人崇信道教外，内阁首辅严嵩把持朝政专权达15年之久，期间“诸边军饷岁费百万，强半贿嵩” 。如此所造成的恶果不仅使得“士卒失所”，边事的腐败更是直接导致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震惊天下的庚戍之变，边镇及京师周边城镇惨遭大掠，人民流离失所。原本应有十二万兵力的京营此时只有五六万缺乏训练，士气萎靡的官兵，而畏战之情亦遍于京营，史载：“（士卒）皆流涕不敢前，诸将亦相顾变色”，充分暴露了明王朝军事上的衰微。
除京营外，边镇的情况亦不容乐观，辽东镇原有兵额近13万，至嘉靖二十年，则只有87000名。嘉靖三十七年，唐顺之在奉命巡视蓟镇之后，向朝廷上奏蓟镇官军逃亡人数多达“三万三千有奇”，而剩下的也大多是不习武艺战术的老弱之辈，既不能守更不能战。
【清朝奥斯曼帝国谁强大,明朝和奥斯曼谁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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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额的减少主要根源在于粮饷不足，嘉靖七年（1528）延绥镇军民饿死者达数万之多，时人叹曰：“年年枵腹，不得一饱，伤哉，伤哉！”士卒所得粮饷连裹腹尚且不能，自然只有逃散一图。边镇文臣武将对缺兵少粮的情况往往隐瞒不报，甚至于侵占屯田，克扣兵饷以肥私。只要不危及到自身的利益，喝兵血喝到脑满肠肥的边将们对于边事并不上心，“杀掠至万而不以闻，连城陷没而报无事”，视军国大事如儿戏。
苏莱曼一世此时奥斯曼帝国的驾驭者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苏莱曼一世，同时代的欧洲人敬畏于他的权势和力量而尊称其为“大帝”，而在土耳其国内此君则享有“立法者（Kanuni）”的美名。得益于其父赛利姆一世统治时期所打下的良好基础，苏莱曼即位后国内诸事皆平稳如常，而对阿拉伯国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的军事占领更使他掌握了无双的财富。在其统治之下，奥斯曼土耳其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与嘉靖时期日渐衰落的大明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