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蛊是真的吗,湘西真的有传说中的蛊吗-( 二 ) _生活百科

但此时的汉武帝得到的消息却是“太子造反了”，大怒之下，调来兵马剿灭“叛军” 。
刘据的武装力量与汉武帝的部队在长乐宫西门外鏖战了5天，数万人丧命，血流成河。最终，刘据和其母后卫子夫皆因兵败而自杀，数十万人因此事而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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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讼太子冤，终于清醒过来的武帝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为汉高祖守坟的郎官田千秋突然假托“高祖托梦”上书为刘据伸冤。此时的汉武帝也从巫蛊之祸中慢慢地醒悟了过来，开始疯狂地报复当年参与诬告、追杀太子的官员，江充等人被满门抄斩，新一轮的血腥大戏又一次上演。
后来，汉武帝还在长安建了一座“思子宫”，并在河南灵宝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 。
叁丨从“巫术”到“毒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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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之后，“蛊”就逐渐地从巫术中独立出来，变成了“虫毒”的代名词。
在东晋的《搜神记》和南朝的《舆地志》等书籍中，就将蓄养蛊虫与图财害命联系到一起。
随着时间的积累，“蛊”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什么“金蚕蛊”、“子母蛊”、“蛇蛊”、“蜈蚣蛊”、“泥鳅蛊”、“蛤蟆蛊”、“石头蛊”、“癫蛊”、“脓蛊”、“痨蛊”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当然有名的还算是“情蛊” 。
在隋朝医书《诸病而侯论》、唐朝药书《千金方》以及宋朝药书《庆历善治方》中都有专门论述如何治疗“蛊毒”的文章，都主张用一堆非常奇怪的药物“解蛊”，大概是从“以毒攻毒”层面考虑的。
在明朝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一种制作“蛊”的方法。
《本草纲目》中记载，如果把蛇、蜈蚣、蝎子等一百只毒虫统统放到一个缸中，也不喂食，任由他们互相撕咬，一年之后掀开盖子，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蛊” 。
肆丨蛊文化从中原到南方据史料记载，巫蛊文化从中原向南方转移始自隋唐时期，明清之后“蛊”从中原大地基本消失，而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却极为盛行，在苗族、布依族、瑶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地区，巫蛊文化与其民族独有的医学、药学、神学交织在一起，成为独有的民族文化。我们可以从自然和文化两个方面去探究一下，巫蛊文化是如何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神秘文化的代名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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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自然环境来看，流行“巫蛊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多是山高林密、云雾缭绕、气候湿润的地区，这种自然条件简直就是“毒虫”和“瘴疬之气”的温床。生活在这种条件之下，人特别容易生病，尤其是“痢疾”、“风湿”、“疟疾”、“慢性肝炎”等疾病，而且特别容易被各种毒虫叮咬，因此“病”跟“虫”之间就建立了某种联系，人们很自然地会把生病的原因归结到“虫”身上。
而且这种自然环境容易让人感到“神秘”和“压抑”，从而酝酿出“焦虑”、“多疑”、“神经质”、“敏感”的情绪。
山高路远，川急谷深，切断了这些地区与先进地区技术交流的渠道，技术、思想的内卷让这些地区产生了独有“巫文化”，也产生了独有的“医学”、“药学”系统，而且医学与神学合二为一，成为“巫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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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把生病的原因归咎于天意和邪恶，认为天地之间存在这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布撒、传播疾病，这种力量可以被某些邪恶的人所掌控。因此，在当地人的思维里就会幻化出一位善用“蛊”的蛊婆。
这一点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女巫害人”理论。
至于为什么将蛊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呢？
从文献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
在《左传》中与“蛊”联系在一起的是“女色”、“魅惑”、“死亡”等等名词，可以说女人就是“蛊”的天然属性。
在中原文化中，一位家破人亡的寡妇会被人认为是“克服”，而在巫蛊文化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个人就会被人认为是用“蛊”害死了家人。
在中原文化中，一位作风不怎么正经的女性会被认为是以“狐媚之术”魅惑他人，而在巫蛊文化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个人就会被人认为是用“蛊”术魅惑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