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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犬儒主义是什么意思( 三 )


首先，犬儒主义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与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意识形态的最终结论有关 。齐泽克的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写于1989年，与意识形态最终结论的出现相吻合 。众所周知，二战后，随着西方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繁荣，特别是20世纪末苏联和东方的解体，以及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终结论”开始在西方盛行，并逐渐蔓延到中国社会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结论，成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终结”的最早预言家之一 。1954年，亚伦在法兰克福撰写了阿多诺主编的《社会学》中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由此，西方知识界进入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旷日持久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论述中再次提到“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并撰写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 。它与20世纪8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终结论一起，构成了兴盛一时的“终结论” 。在这本书里，丹尼尔·贝尔将意识形态问题与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思考联系起来 。然而，贝尔在书中提到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讨论 。因此，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了旧意识形态的终结，指出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和前景 。他说:“当19世纪的旧意识形态和思想走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新兴的亚非国家正在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求 。这些意识形态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包含了20世纪最后50年面临的一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 。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遍的、人道的，是知识分子倡导的 。亚洲和发展中地区的流行意识形态是区域性和工具性的，是由政治领导人创造的 。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实现最广义的社会平等和自由，而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发展经济和国家繁荣 。”[2]
显然，丹尼尔·贝尔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和阶级性做出这样的判断和结论的 。他所谓的“旧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新意识形态的诞生，是指19世纪以来具有普遍人道主义关怀的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 。新意识形态是指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诞生的新意识形态，即亚洲和非洲出现的区域性和工具性的新意识形态 。显然，贝尔所说的与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概念并没有直接关系，也是齐泽克所抛弃的 。从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目标》的立场来看，他反对意识形态终结的论点，因为现代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上的 。齐泽克认为，支配着人们一定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总是存在的，很难消失 。这一点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阿尔都塞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府机构、学校、教堂和各种活动 。总之，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不会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不再表现为真与假、现象与本质的问题，而更多地表现为幻觉和症状 。然而，现代意识形态不是主体可以预先决定的，只能采用拉康精神分析的操作逻辑 。正因为如此，现代意识形态已经从认识论层面的“认识”转变为实践层面的“行动” 。因此，根据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这一逻辑，他断言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 。[3]这是他与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区别 。
其次，犬儒主义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统治文化，进而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 。与丹尼尔·贝尔的预言相反，即随着旧意识形态的终结，它将被“亚洲和发展中地区的大众意识形态”所取代，齐泽克认为，在20世纪末，一种愤世嫉俗的行动哲学占了上风 。德国学者彼得·斯劳特戴克在《愤世嫉俗的理性批判》中的名言概括了这种意识形态，其特点是:“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仍然对此保持冷静 。”[4]这是一种实践理性，也可以说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理性 。那么，什么是犬儒主义呢？顾名思义，玩世不恭一定是某种意识，某种理性意识 。它非常清楚当前的形势和它所做的事情，但它的本质是愤世嫉俗的 。在《犬儒主义与理性批判》第一章中，斯洛代克对犬儒主义的定义是:“犬儒主义是一种经历了启蒙的错误意识 。它是现代的、不快乐的意识 。启蒙运动在其中的作用有成功也有失败 。它从启蒙运动中学到了很多，但是它没有，也很可能不能把它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它活得很好，同时也活得很惨 。这种意识再也感受不到任何意识形态批评对它的影响了:它的错误性得到了反射性的保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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