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的“对赌协议”，对中国电影有什么影响？( 二 ) _对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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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勇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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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羽翼逐渐丰厚的汤姆·克鲁斯开始站了出来挑战这种利润分成式的主流结构，他与制片人新建了独立公司并与当时的巨头派拉蒙签订了协议，汤姆·克鲁斯也参与到影片的制作中去并担任制片人。此后的爆火的《碟中谍》系列便是汤姆斯·克鲁苏与派拉蒙联手打造的“大IP”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汤姆·克鲁斯并非是大股东，但是“IP”的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换句话来说，汤姆·克鲁斯自己就是“碟中谍”的本体而并非是代言人。代言人可以换，而本体不能换。在此之后，斯皮尔伯格，卡梅隆的出走也纷纷成为了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好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走上汤姆·克鲁斯的道路成为了叱诧风云的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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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所谓拥有极高权力的“制片人”的的背后往往有着超级明星的身影。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电影的合同结构中的关键，其实就是在于如何去分配资源，不过这个资本不再是摄制的那些什么基础设施，而是在超级明星（导演，明星，演员，制片人）的手里，他们才是真正所不能被替代的。
反观我们国内的影视市场，普遍性的高票房的电影往往集中在徐峥，黄渤，沈腾，吴京，陈凯歌，张艺谋，宁浩等金字塔顶层的人物身上，即便没有他们的参演背后也有着他们的身影。这些超级明星才是电影行业中最为重要的资源，也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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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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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超级明星掌握了极高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时候，资本自然会敲门找来，资本自然不会做太大风险的买卖，于是乎“对赌协议”自然成为了不二选择。不过必须要说的是，虽然协议有着“赌”的字眼，但实际上它没有赌博的意思，它所博弈的不确定性的未来，是资本通过决策权的控制的来促使对方履行义务，积极完成所签署业绩目标的砝码。
因此我们现在去看电影管理学上的问题，电影资本的整合其实不在于个体问题而是在于组织性的问题，这个组织性的问题可以是明星与公司，也可以是艺术与商业，也可以是投入与回报。因为，当我们把电影当成是文化的经济产物的时候，就必须要去追求它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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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可以被替代的。电影行业本身就极具不确定，今天或许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明天就是暴风雨冲刷的日子。因此，固定收益和分成的形式注定会遭到一定程度上的替代，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电影合同的关键就在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配问题，去通过构造一个合适的激励的方式并把权力交给合适的执行者，并以最终的形式完成最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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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赌协议”是产生升级中的一环，它是一个形式，其根本性服务目的在于，它要为经济效益负责，而这个协议则是促使每一方都必须为这个项目的完成做出最大的投入。2013年杨幂从工作室走向了上市的发展走的便是对赌的通道。
虽然超级明星是影视行业最为重要的资源与财富，但“对赌协议”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超级明星的决策权，而电影行业本身就是创作型的行业，是艺术家的行业，你必须要激发出艺术家的积极性，而不是陷入一种懒惰性。
但问题就在于，时间与协议的限定一种霸权的形式，阻碍并且伤害了创意的延伸与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套路化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为何观众对流水线式的生产流量不满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