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突然被罚182亿 马云近几天出什么事了( 二 )


政府火热的反垄断行动与市场社会的变冷反应之间的强烈反差,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传统国家组织对新兴技术巨头显现出加强监管的强烈意愿,政府试图通过诸如编写特定技术产品监管指南,开出巨额罚单、启动立法规制甚或强行拆分等措施对技术巨头进行“驯服”,宣示了捍卫国家权力的意志 。但是,这一过程也暴露出国家在加强技术巨头监管和反垄断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许多证据显示,在反技术巨头问题上传统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体系相对滞后、能力相对不足的现象 。
很早就有人指出,新技术革命很有可能瓦解国家能力 。国家(民族国家)这一近代以来的政治组织形态本身,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环境下正面临根本性挑战 。然而如果我们将国家依然视为阶级社会中特殊的公共权力,可以发现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维护自身权力意识的表现,同历史上没有太大差异:面对挑战其权威的新生政治主体和事物出现时,往往率先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望,表现出将其纳入可支配的行政权力范畴的意志,以重申国家权威,丰富治理工具,革新国家能力 。
然而国家是否依然具备实现这一政治意图的高效行动能力?大量证据表明,传统国家组织在监管理念、监管策略(存在强烈争议)和监管工具以及支撑性资源等方面,都还存在许多弱项短板 。例如有跟踪调查显示,欧盟对技术巨头在反竞争策略的指控调查耗时数年,也曾对谷歌处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但谷歌并没有进行太多实质性改变,对于恢复市场竞争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显著影响 。
本文试图结合近两年尤其是2020年以来不同国家开展新技术反垄断的经验,探讨国家基于何种原因或任务开展针对技术巨头的政治行动,文章把国家捍卫自身权力的主要任务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捍卫行政管治边界与制度能力、防御技术的“创造性破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扭转技术政治“旋转门” 。本文将讨论面对技术巨头在各维度的扩张以及新技术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社会政治影响,国家围绕自身任务如何开展行动?同时也将分析这些行动所能够达到的实际效能和限度以及遭遇了哪些困难和挑战 。
▍捍卫行政边界与有效制度能力
作为现代“国家构建”成功的重要标志是一切市场和社会行为均有着清晰可辨的边界和限度,这在国家能力层面被理解为市场社会对于国家的“可识别性”或“易读性”(legibility),即国家必须有能力将所有社会市场主体的行为纳入它的行政权力监测和支配的范围 。[1]然而在新技术革命环境下,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加速改变了政府权力行使的环境,保持政府“易读能力”的原有监管框架和监管工具的实用性及其权力极限,受到持续挑战 。
技术巨头会为每个单一个人创建统一的标识符 。在脸书系统中,每个人会有唯一的ID,个人ID是技术巨头编辑几乎所有产品分类标记或技术分析的基础 。这意味着技术巨头采用了与政府相同的易读性系统,它有能力实现对社会的系统性“征税” 。为此,技术公司还采用了同政府行为相似的价格歧视策略,许多科技公司花费了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实现接近完美的价格歧视 。[2]
一些大型技术公司的广告拍卖机制,鼓励竞标者为流量支付预期的边际利润 。类似亚马逊这样以非广告模式起家的公司,最终也利用广告来捕获供应商所保留的最后一点利润 。在建立可读性系统之外,每个大型高科技公司还在尝试控制一个社会标准测量系统,通过垄断性标准指南,确保某种社会交互的基本单元归他们所有,从而构建一套可持续的利润长供应链系统 。从国家财税汲取功能的角度来看,技术巨头的行政能力远远超出传统政府组织,更像是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意义上的“看起来像是国家”的现象级政治物种 。

马云突然被罚182亿 马云近几天出什么事了

文章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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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向个人征收税款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能力挑战 。对国家来说,技术公司自身的超强能力构成了易读性障碍;但在实践层面上,它又是政府解决易读性障碍的依靠 。对国家能力较弱的政府而言,他们不得不采用某种“封建”模式,授予技术公司强大的特权 。典型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基本上将营业税收入外包给了技术巨头,这表明大型科技公司俨然具有类似本国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 。
这里所指的“封建”并非传统意义上失控的“领地”或“飞地”,而是某种超级复杂性与不可知性 。技术巨头真正形成垄断的原因并非源自它的规模和结构,而是深深植根于技术巨头的技术特征以及权力行使的过程特征——权力深度嵌入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微观运行 。在技术巨头支配的世界中,产生了海量微观交易行为,衍生出指数级的信息不对称,不仅指数级地增加了政府监管的制度成本,而且由于许多现象事实上超出了行政能力和制度极限,政府往往难以及时革新监管工具,以至于无法识别潜在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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