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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突然被罚182亿 马云近几天出什么事了( 六 )

阿里巴巴美国总统中小企业


▍扭转技术-政治“旋转门”
对现在许多人来说，大平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但是，这些平台又几乎有不可问责的权力 。尽管大平台屡屡被法院和执法机构发现违法，但他们的权力扩张速度依然异常惊人，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世界范围来看，技术巨头都已经发展出强大的政治游说力量 。2012年，亚马逊在联邦游说集团中的花费排在第221位，到2019年，它已经排到第18位，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排在第8位）相差不远 。2018年以来，伴随西方公众普遍出现的抵制技术泛滥的热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监管审查，大公司更是强化了政策影响方面的游说 。
长期以来，技术公司开展游说通常是通过直接游说与资助智库和学术研究的方式，但技术公司取得成功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压力小组来应对政治和法规决策者 。近年来围绕关键政策目标的实现，技术巨头的游说方法已经发生显著改变 。传统模式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自身公司利益的外部利益集团，而现在他们已成为实际的决策者 。他们不再是敲门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决策室内的重要声音 。技术巨头作为“他者”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他们正在巩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背后发生作用的关键机制是一种存在于技术巨头同决策机构之间的新型政治“旋转门”（revolving door） 。
大企业通过创设一种人事“旋转门”，以期获得实质性的决策权或影响决策的权力，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 。通过政治权力把持市场，不仅遏制创新，也损伤了市场，特别是小企业 。根据有关资料，“旋转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几乎所有的FTC高层官员在卸任后都会成为游说人员或者技术企业的律师与咨询团队成员 。
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Public Citizen对FTC 两个内设部门（消费者保护局与竞争局）的前任和现任官员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决策者同他们的监管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联 。该组织发现，过去20年中FTC超过75%的高级官员（41人中的31人），要么在离开机构后服务于公司利益（与FTC冲突），要么为公司利益服务过之后才加入FTC 。仅谷歌一家公司，自2005年以来就雇用了共超过197名来自包括FTC在内的前任政府高级官员 。[9]这带来了可以看到的政治影响：尽管FTC曾数次以遏制竞争和创新为名限制技术巨头的并购行为，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
与此同时，很多来自硅谷技术巨头的人员也在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公职部门 。在这一过程中，大型科技公司在政府内部和外部培养了有影响力的倡导者网络 。这种政治上的接触和影响可能会削弱美国国会目前监管新技术的举措 。例如，科技巨头正在试图通过推动国会颁布一项替代性政策，以推翻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隐私法》，而这项替代性政策是依照受他们资助的行业协会的提议来制定的 。
对于国家而言，关闭政府与技术巨头之间的旋转门似乎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案，但也有分析认为这并不是解决难题的办法 。2018年扎克伯格在国会证词期间当事立法会议员的糟糕表现，证明了国会需要对技术领域及其产品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实现有效监管，但要实现这一要求却只能从技术巨头引入人才 。另外，如果采取行动，则会对损害那些已经通过旋转门系统实现交叉任职的群体的利益，还有可能引发强烈的政策震动 。
因此，也有观点提出，与其关闭旋转门，不如将精力集中在立法实施的执行机制上，以防止其成为施加不当影响的工具 。例如，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建立更正式的平台，为政策提供更加独立客观的论证，对前官员在游说中的政治联系进行必要的限制等 。
▍结语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巨头的加速崛起以及垄断性地位的加速形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政治现象 。对技术巨头制造的系列事件和经验的分析表明，建立在19世纪以来现代工业体系和社会权力基础之上有关“垄断”的概念和理论，似乎难以理解新技术巨头垄断的具体内涵和复杂影响 。
技术巨头垄断的本质不在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组织结构，而在于科技巨头复杂的权力和组织特征 。国家对技术巨头垄断地位及其次生灾害的警觉和管理，是原有政治体系和组织系统的本能反应，是国家基于自身任务和组织目标的逻辑展现 。
然而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国家推动实现自身政治意图的高效行动能力似乎受到极大阻碍 。这背后既包含了技术巨头垄断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所带来的艰巨挑战，又体现出国家权力在技术巨头反垄断的理论策略、技术工具和资源储备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这两股力量的持续博弈与未来发展，值得持续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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