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 。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茶叶品牌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 。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 。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其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称炰鳖烹荼，后称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 。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足本 。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 。
《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是把“烹荼和前面的“炰鳖联成为句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 。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 。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茶叶品牌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茶叶品牌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茶叶品牌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集》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
【秦汉六朝茶道文化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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