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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宝男”背后总有个“儿宝妈”？

当有关“妈宝男”现象的讨论愈演愈烈 ， 人们会不自觉地关注到与之存在“依赖与共生关系”的“儿宝妈” 。 二者之所以为社会所关注 ， 是因为这种不健康的母子关系不仅仅会给家庭生活造成困扰 ， 还会给社会关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 母爱不是对孩子的占有 ， 而应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 应正视“分离” ， 善用“关注” ， 并让父亲的角色“归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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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旋”在孩子上空的“儿宝妈”
生活中或婚姻里只听妈妈的话 ， 没有主见；遇事就拿妈妈作挡箭牌 ， “我妈说什么什么 ， 我妈怎么怎么” ， 半句话不离“妈”字；不管对错与否 ， 总是顺从母亲的意思；精神不独立 ， 心理上严重依赖母亲……专家认为 ， “妈宝男”现象的重点在于“妈”——母亲在家庭生活中没有边界意识 ， 对孩子处处“越界”：从一饮一食、穿衣打扮、课外活动到兴趣培养、交友选择甚至人生发展 ， 一旦孩子面临问题 ， 像直升机一般“盘旋”在孩子上空的“儿宝妈”就会“俯冲下来” ， 控制甚至干预孩子的一切 。

“妈宝男”背后总有个“儿宝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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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宝男”和“儿宝妈”的关系中 ， 儿子因为长年被过度保护 ， 呈现生活自理能力低下或心智幼童化等诸多欠成熟特征；“儿宝妈”则热衷于拥有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 给孩子过分的监管和照顾 ， 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甚至是一位女性的价值 。
教育学者、作家尹建莉曾在《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一书中写道 ， 母爱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 ， 呵护孩子成长；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分离 ， 促进孩子独立 。 若母亲把顺序做反了 ， 就是在做一件反自然的事 ， 既让孩子童年贫瘠 ， 又让孩子的成年生活窒息 。
对于“妈宝男”和“儿宝妈”这种畸形的母子关系 ，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认为 ， 轰动一时的“吴谢宇弑母案”就是极端案例 。 他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共生绞杀” ， 即在亲子关系、亲密关系中 ， 因为缺乏边界意识 ， 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伤害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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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宝妈”的幕后推手
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认为：“母爱的真正本质是关心孩子的成长 ， 也就是说 ， 希望孩子与自己分离 。 ”尹建莉表示 ， 母亲必须容忍分离 ， 且必须希望和支持孩子与自己分离 。 在这一阶段 ， 母爱成为一个至为困难的任务 ， 它要求无私 ， 要求能够给予一切 。 一些母亲未能完成母爱的任务 ， 而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因素更助推了“儿宝妈”这一角色的形成 。

“妈宝男”背后总有个“儿宝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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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个人因素 。 ‘儿宝妈’的共同特征 ， 是母亲的角色压过了女性的其他角色 。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说 ， 这类女性的愿望和感情不是通过自己的生活 ， 而是通过孩子去实现和满足 。 她们对母亲角色的本身认知也存在偏差 ， 认识不到孩子和自己是两个独立、彼此不相依附的个体 ， 一直处于对孩子依赖的状态 。 “儿宝妈”甚至会合理化这种行为——不是我不想放手 ， 而是孩子离不开我 。 事实上 ， 被孩子需要的感觉才是母亲获得价值感的来源 。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家庭关系 。 父亲角色的缺失 ， 是家庭中出现“妈宝男”“儿宝妈”的重要因素 。
西方有一种说法 ， 一个人出生两次 ， 第一次是作为婴儿来到世界 ， 第二次是通过恋爱和结婚 ， 用爱的力量去疗愈自己童年的创伤 ， 并通过爱的力量重新组建家庭 。 因此 ， 家庭关系的“定海神针”应是夫妻关系 。
在这一点上 ， 中国一些家庭完成得并不出色：一旦有了孩子后 ， 家庭内的重要次序迅速发生改变 ， 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 ， 母子关系成为家庭的关系核心 。 武志红认为 ， 此时 ， 如果丈夫的心理功能发展得比较好 ， 他会通过夫妻之间的沟通 ， 想办法去应对这种变化；反之 ， 他感觉到被抛弃了 ， 就会“逃走” 。 这样一来 ， 母子之间进一步形成“联盟” ， 通过批判或无视来削弱父亲的存在和权威 ， 将父亲角色排除在二人的沟通互动之外 。
此外 ， “儿宝妈”的出现还有诸多社会因素 。 关系心理学家胡慎之曾表示 ， 每一段亲子关系背后 ， 都有上一代的影子 。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等历史原因 ， 亲子关系是否健康并不很受关注和重视 。 “儿宝妈”培养出“妈宝男” ， 是因为她们可能是上一代这种关系模式的受害者 ， 而又由于自己很难意识到问题所在 ， 导致上一代的心理创伤代际传递到下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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