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可见，近代诸子学研究从朴学转向义理，大概发生在1903至1906年间，当时学者相继提出和论证了“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关于这一学术现象，我们暂且称为“义理的转向”，它标志着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至于这一转型的原因，一方面是进入20世纪初，西学的译介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偏重自然科学书籍，逐渐扩大至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新知识的传播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也促使他们采用新观念、新思想来诠释传统学术。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学原是明道之学，人们将子学与西洋哲学相格义，既是回应西哲的冲击，也是应用西哲来创造性地诠释和转化中国传统学术。在儒经信仰逐渐瓦解的时代，重建一套适合时义的价值系统和思想体系，以此解决民族的意识危机，这是当时学者所共同持守的信念，而诸子学表现出“道器合一”的特点，可以同时回应西洋哲学与器技之学的冲击，因而摆脱六经之流裔、经学之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了胡适所谓的“专门之学”。民国以后，人们在构建“中国哲学”学科时，便是以先秦诸子学为中国哲学的源头。
再次，义理的诠释。如前引刘师培的话所示，晚清学者仍是“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注重文字、音韵的考订，忽略了形上道体的诠释，属于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但在20世纪初，诸子学研究发生了“义理的转向”，促成这一转向的学者提出“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子学与哲学均属主观之学，故子学的研究方法应由字音之考据转向思想、义理的诠释。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就明确表示，诸子学属于主观之学，其目的在寻求义理，不在考究事迹或典章制度之异同。章氏在与胡适讨论诸子学研究方法时，特别强调“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经学家实事求是的训诂方法，那是诸子学研究的“最初门径”，探究字音所蕴含的形上道体或哲学智慧，才是诸子学研究的根本宗旨。王国维为“哲学”概念辨惑时，呼吁国人研究中国固有之哲学，尤其是周秦诸子学，他本人就撰写了多篇论著，以诠释孔、孟、荀、老、列、墨等哲人的思想。梁启超、刘师培也是如此，他们应用西洋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及各种哲学理论，由此阐发周秦诸子的哲学，为现代诸子学研究开示了义理（哲学）诠释的路径。
概括而言，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其表现在知识论上是“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在方法论上是由字音之考据而发展为诠释义理，我们称此为“义理的转向”。当然，“子学即哲学”的说法仍有偏颇，因其强调诸子学的道论层面，而忽略了诸子学的器用层面。刘勰云：“博明万事为子”，事者，物也，理也，诸子学是明物与明理相结合的学问，如清儒所谓“道器合一”。近百年来的诸子学研究，基本上是遵循“子学即哲学”的理论范式，从而使诸子学研究取得极大成就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多限制，如先秦诸子关于器技方面的学问，又如子部中关于天文、历算、术数、医学、农学等方面的实用性知识，仍有待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9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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