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大统年间，连年饥荒，饿殍遍地。百姓由于找不到食物而流亡迁徙，将士由于得不到补给而屡屡败退。经济空虚，粮食缺乏，战事吃紧，宇文泰一手建立的新生政权面临着致命的危机。关陇地区是与东魏北齐作战的战略重地，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宇文泰对关陇地区采取强制措施进行高度监管。农业为古代经济社会的根本，西魏以“尽地力”为手段，强迫关陇地区的农民进行高强度的劳作，严重剥削底层农民利益。而北周政权更是沿袭了这一政策，将军费、财政的重压全部转移到底层小农身上。如此便可避免与关陇集团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纷争。
《周书》记载：“西魏出兵平江陵擒杀梁元帝，将其百官及士民虏至关中，设为奴婢者十余万，免者仅二百余家。”
小农家庭被土地所束缚，无法为西魏北周提供额外的生产力。而关陇贵族与皇族皆需要大量劳动力供其驱使，为其生产。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西魏北周每攻下一座城池，必然要掳掠其中的人口，强迫这些人口充当奴隶，或是为贵族服务，或是发送到田间劳作。通常掳掠而来的人口会作为赏赐被统治者送给关陇军事集团，如此一来，这些人的身份就从自由民转变为了私有奴隶。这种做法则悄然加强了政权与关陇贵族之间的经济联系。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战争长久，消耗巨大。而土地贫瘠的西魏根本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的军费，为了填补军费空缺，西魏北周实施屯田政策。西魏时国家通过屯田的确控制了关陇地区的生产工具及生产对象等，弥补了军费损耗上的巨大缺口，为与东魏北齐作战提供了稳定的供给。到北周时，屯田逐渐被分赏给各关陇军事贵族，本该进入国库的经济收入成为统治者笼络关陇集团的经济资本。然而从本质来看，最终的物质承担者还是作为社会基础的小农家庭。关陇贵族拥有的土地越多，他们与西魏北周政权的经济联系则越发紧密。
与东魏北齐的战事是西魏北周至关重要的大事，战事的成败紧紧牵连着政治经济两领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作为战争主力的关陇贵族军事集团在政权体制内就是重中之重的存在，宇文泰直接以国库财产赏赐拉拢关陇军事贵族们。如丝帛、金玉之类的财产尚且容易补充，而田产宅院之类的财产对于贫瘠的西魏政权来说基本等同于不可再生之财产，极为珍贵。因此，宇文泰充分发掘了田产的最高使用价值，田产只赏赐给关陇贵族之中的代表性人物，如如沙苑战后起兵投附西魏的河东土裴果、河南土豪刘志、身为宇文泰亲信的武川镇豪帅若干惠及魏室武装的代表人物等。对于关陇本地贵族，宇文泰则偏重于保护其现有财产利益。
《周书》记载：“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而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穷。得实之日，但免其罪，征备如法。”
除了财物赏赐之外，宇文泰还大肆分封给诸将领爵位，但受西魏实际领土所限，诸将领并不能分得相应的封邑，爵位成了徒有其表的空衔。直到北周后期尝试分封封邑，仍是无法满足关陇集团的土地需求。这一政策引发了关陇集团的不满，封邑土地无法得到满足，只有虚名爵位。土地的缺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西魏长年战乱，而搜刮战争所得的战利品就成为了关陇贵族们敛财的手段。按照国家规定，战利品需经过统军将领检查核实后交纳给国家。这就为将领贪墨战利品提供了可乘之机，故而关陇军事将领搜刮战利品成为了西魏的军事惯例。
关陇军事贵族的行为无疑侵犯了西魏政权的利益，然而为稳定军心，同时也出于对关陇集团的忌惮，宇文泰选择了默许。他虽然处死了同样贪污的刺史王世超，却无法下令惩处私自侵吞战利品的关陇军事将领。长此以往，西魏形成了默许关陇军事将领贪墨的之一政治传统。北周沿袭了这一传统，对于关陇军事将领贪污选择忽视放纵。然而，利益分配长时间的倾斜使得关陇集团与皇族之间、与朝臣之间产生愈发严重的利益矛盾。
西魏产生了北魏残旧的废墟之上，土壤贫瘠，人口稀少。在东魏北齐的征讨下，靠着关陇地区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苦苦支撑，最终改建北周一统北方。初期面对东魏北齐，关陇贵族同样需要一个政权能够保护他们的现有利益不受到了军队的破坏，而作为新生政权的西魏正需要军事势力的支持，两者处于一种畸形的合作的关系。西魏以种种封赏措施加强与关陇集团的经济联系，而关陇集团依附于西魏政权之下，植根于西魏的经济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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