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利与贪名,前者利用手中权力敛取财钱、中饱私囊,偏重于经济利益;后者则通过手中权力获取与本身政绩不符的功勋荣誉,偏重于所谓的“名声”。官员一旦贪名,就会挖空心思逢迎讨巧,制造虚假政绩,手中权力就会剑走偏锋,丧失为官做人的操守和底线。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却有相同之处,都会损害百姓利益,带坏社会风气,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悦其名而丧其实。据史料记载,唐朝睿宗至玄宗年间,有个叫姜师度的官员喜好兴建渠糟,不顾民生接连启动造仓运粮、开凿河道、兴筑水坝等几项大工程。繁重的徭役,搞得州县乱成一片,民怨鼎沸。为了留下名声,还有人“别出心裁”,在鲁城界内的盐碱地里屯田种稻,结果稻穗让蟹子吃了,于是又差夫打蟹,百姓被害苦了,就编了一首民谣讥讽传唱:“鲁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为贪一己虚名,违背规律,劳民伤财,这样的荒唐举止,祸国殃民,贻害一方。
细究一些官员热衷声华不务政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权力观扭曲错位。他们想的不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而是扒拉着个人“小算盘”,开展工作只看上级注不注意,不看群众满不满意,把工作重心放在给上级“留下印象”、让上级“肯定认可”上。哪些方面能出名挂号就专攻哪些方面,什么办法能贴金增彩就琢磨什么办法,致使工作变味走样,甚至干出给荒山刷绿漆当作绿化、在国道旁建“遮羞墙”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荒唐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为政者不必为了名声给自己绣花织锦做外衣,老百姓心中的秤杆自会量轻重。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到潮州为官8个月,体察民情,恶溪祭鳄,兴学育才,他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民众却将山水、学校和道路冠以“昌黎”来缅怀纪念他。君子虽殒,美名不灭。古往今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相反,那些自立牌坊碑刻歌功颂德的,又有多少碑刻被后人推倒、被历史淹没。
《颜氏家训·名实篇》云:“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意为上等人建功立业全然忘记名誉,中等人努力奋斗以求名实相符,下等人不择手段一味沽名钓誉。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把群众信任和支持作为最大最好的名声,多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坚决摒弃沽名钓誉、欺上瞒下的贪名之风,不做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贪功之事,自然会留下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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