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们深受儒学的熏陶，认为做官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为当官不仅意味着地位的提升，还能得到优厚的俸禄和各种其他收入，过着锦衣玉食的体面生活，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天下第一，不失为一件好事，对于商人来说，“统统天下买卖，只做官利财，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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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入仕有途与异途，据《清史稿》记载：“自订，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出身者为途，出身者为芽，余为异。”也就是说，通过科举考试，考功名后进入体制内是正途，其他途径也被称为异途，异途分为两种，一种依靠祖荫世袭，另一种则是花钱捐官。
明、清，科举制风起云涌，通过科考的读书人达到了鱼跃龙门，深受推崇。这是一种靠纳捐入官的不良风气，有些家眷虽然可以继承祖职或爵位而直接取得官位，但在官场却受到了同僚的歧视。在继承父业之后，戚继光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为了求得名正言顺的出身，日后能挺身而出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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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科举制虽然严格，但是考官不看名字也能知道是谁的卷子】清末，纳捐只能买虚衔，很少有实职，而且得的官衔也不高，知府以上的高官和翰林院中的官位都不能用钱捐出，所以异途的官员大多没有光明的前途，走科考正途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
因此，古人对科举之事都趋之若鹜，凡习武之人，从童子到白发老翁，无一不悬梁刺骨，昼夜苦读。他们刻苦读书，当然不是为了寻找真理，更不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而是为了书中的颜如玉与金屋。
古代官吏的这种行为，不仅关系到朝廷对官吏的选拔，对官吏素质的要求，而且影响了当时的经济。就北京而言，清末民初学者夏仁虎说：“北京市场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是引荐官吏，二是考举子。
所谓“引荐官”，就是在朝廷高官的推荐下，来到京师，由引荐大臣、入宫拜见天子的中下级官员。在中国古代，普通的中低级官员没有资格直接与皇帝见面，需要高官推荐才能与皇帝见面。这一级别较低的官员由王公大臣引领朝觐，称为朝觐皇帝。介绍制度是清代皇帝考察和任用官员的重要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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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见官》进京后，并不一定立刻就可以进宫陛见，等待皇帝召见时，会在京师停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们需要住宿就餐、拜会上级、交朋友、不求宴请，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消费，而官员群体的消费能力比一般人群要强得多，因此他们在推动市场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引荐官”在京停留时间有限，召见结束后就要返回本任，或前往新任职的地方，因此，他们还不是拉动京师经济的最大群体，而进入京试官的各省举子，则是推动和保持首都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了参加京师的考试，举子们要提前到京熟悉情况，做各种考前准备；考试结束后，要等候发榜；考中之后，得了名次的考生要拜师交友，同同科进士及各路官吏有酬劳；落第举子一般都会留在京过夏，利用这段时间寻找机会；远道而来的举子，为了省去旅途劳顿，往往要留几年，直到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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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代京师各省会馆及庙宇中的客栈都每天都满座，主要的住客都是大批来京的举子和“引子”。尽管很多举子出身贫寒，但也不乏富有的人。由于京师举行的是殿试，参加殿试的举子都已功成名就，大多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范进中举”中，范进本是寒士，但他中举之后，立即得到许多周济，脱离了贫困，是吗？在京赶考时，财政上不会有困难。还有一部分来京求官的读书人，也是从富家子弟中来的，到了京以后，在这花花世界里，更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像李白一样挥金如土。到京期间，他们除了考试外，还要四处打探消息，上下攀爬，结交达官贵人，以求考官在阅卷时能行得通。其强劲的购买力，对京城经济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市肆各铺，凡以应朝夕求赠之物，值考之年，莫不利市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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