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1651—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号敬庵，清初著名理学家，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为官数十年，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便通读四书五经，毕生积极传播并实践理学思想，清廉刚直，全心为民，被康熙皇帝称为“居官清正，天下所知”。张伯行一生笔耕不辍，著有《道统录》《小学集解》《学规类编》《困学录集粹》等书，并被收录于《正谊堂全书》之中。《困学录集粹》是张伯行平时读书治学的心得笔记，因其自认为“禀质中下”“读书辄忘不能使常著于胸中”，故而“随时所阅，凡可以检束身心、涵养德性者，从而笔之，以自省察”，遂成此书。张伯行参照《薛文清公读书录》《胡敬斋先生居业录》两书的风格，取“余之于学，亦既困矣”自我调侃之语中的“困学”二字，以表“困极而通”自勉之意，将之命名为《困学录集粹》，书中提出了一些关于读书治学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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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目标：立志高远，淡泊名利张伯行非常重视治学的目标定位，他认为“学者贵卓然自立，尤贵奋发有为”。做学问得先立志，常言所谓“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不为读书治学立个高远的目标，则很难让自己保持正确的方向，并长久坚持下去。故而张伯行说：“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与天地同体，而后不愧于天地。圣贤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与圣贤同心，而后不负乎圣贤。学者立志，可不远且大哉！”那么何种志向才能称得上高远呢？在张伯行看来，“利、欲、奢”是治学之人的大忌，明白不去追求什么才是第一位的，“学者诚有志于道，须是无以货利损行，无以嗜欲忘生，无以骄奢败德，而后可以求进于向上一路”。不求利、不纵欲、不骄奢，才是开启读书治学乃至人生发展向上而行的条件，即是要明确不去做什么。除了“利、欲、奢”外，张伯行认为治学之人，最忌讳的是“求名之心”，“古之学者为己，须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心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实，便有间断。试思仁义礼智，吾心之所固有，孝悌忠信，吾身之所当为，哪一件是求名的事”。不为了求名，治学之业才能立得住，做得实，干得久。所确立下来的治学目标，也能够坚持不懈，“吾人为学，须是朝乾夕惕，日有孳孳，不肯稍自宽假。真见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这才是真实用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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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模式：切身体悟，求诸师友张伯行对治学的模式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切身体悟是关键，“读书须是体贴在自己身心上，则读一句得一句之力，读一章得一章之力，方为真实读书，方于自己有益。若不能体贴，则书自书，我自我，虽读书万卷，亦奚益哉？”要能真正领会书中含义，须得将身心全投入其中，即将学问看作是自身得以存在的内在性要求，“学问是吾人性分内事，做工夫所以完全吾性分，不使少有亏欠。今人只把学问看做身外事，所以工夫不切实，学问没长进”。切身体悟是将外界知识内化于心的过程，是学者作为独立思考的个体，需要完成的思维进阶与修炼。此外，治学的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互相熏习，取长补短。个体经过思辨得到的经验结论不一定是完全贴近实际的，可能带了某种程度的主观臆断，需要与同学之人切磋琢磨。对此，张伯行认为求诸师友是很有益的，“凡人学问天资之高者，固易有成。然亦必得贤父兄、贤师友，更易为力。若内无贤父兄，外无贤师友，望其有成难矣”。“切身体悟”与“求诸师友”是张伯行治学模式的内循环与外循环，内外双循环是治学之道长久不衰的动力源泉。内循环是“量的循环”，外循环是“质的循环”。通过切身体悟可以增加自己所了解到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认知半径，增加了读书治学的“量”；通过求诸师友可以验证自己的所学所得，完善自己的认知体系，提升了读书治学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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