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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4300年左右，
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两岸，
山西陶寺与陕西石峁，
在交流与碰撞中，
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近日，
备受关注的展览：
“黄河文明的标识——
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
在山西博物院落下帷幕。
但是，
关于陶寺与石峁的关系，
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隐秘”故事，
将是一个长远而幽深的话题。
本期推出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
撰写的文章：
【陶寺与石峁，友谊的小船是怎么彻底翻的？】黄河双雄——
陶寺与石峁的“恩怨”简史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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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驽先生
大约距今4300~3800年之间，随着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大变革，第一波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明中心的大衰退，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文化与黄河上游及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石峁集团，闪亮登场，占据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舞台中央，成为黄河“几字形”大拐弯地区东西分隔、南北相峙的双雄。
韩建业、邵晶二位先生通过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判断陶寺文化早期（距今4300~4100年），陶寺与石峁的来往并不密切，但已开始接触。邵晶先生认为这样接触可能是远程贸易的结果，我们则根据两地互见的文化因素以陶鼓、石磬、石厨刀为主，这些在器物在陶寺文化早期王族墓地里均属于礼器组合，且陶寺文化早期，不论是陶寺还石峁，都着力营建都城的核心区——“宫城”，推测陶寺文化早期，双雄的接触还在于“社会上层交流网”的“触网”，彼此相互欣赏，相互吸引。
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随着陶寺文化重要炊器釜灶被老虎山文化系统的肥足鬲变种（老虎山文化肥足鬲与陶寺文化釜灶的结合体）所取代，双雄都开始营建“巨无霸”大城，石峁开始大行玉器，并向陶寺渗透，标志陶寺与石峁的交流密切。陶寺与石峁双雄相互的交流进入实质性的密切阶段，双方关系步入蜜月期。
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3900年），从陶器文化面貌上，不可否认石峁集团的老虎山文化因素对于陶寺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催生了陶寺文化晚期文化面貌的巨变。韩建业先生将这一现象解读为“稷放丹朱”，我们直接认为是石峁集团征服了陶寺文化，戴向明先生认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陶寺晚期的衰落是否与石峁的南下冲击有关，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显而易见，陶寺文化晚期，陶寺与石峁双雄“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
通过“黄河文明的标识”展览，人们不难领略到在龙山时代末期，中国文明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的风云际会之际，陶寺与石峁这两个黄河中上游地区最大的邦国，上演了怎样的“大国关系”变化历程——从相互欣赏接触，经密切交流的蜜月，到最后的“你死我活”。这一似曾相识的“大国关系”演变历程背后的不为文献所载的“隐秘”故事，才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与黄河流域早期国家诞生过程中，真实的“历史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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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出土的铜齿环比较
上二为陶寺出土，下二为石峁出土
壹
双雄前生与临世：
何以陶寺？何以石峁？
尽管目前石峁都城遗址的最早年代还说不太死，但是早到距今4300年前后应该问题不大，也就是说陶寺与石峁这对双雄，几乎同时横空出世。
从根祖文化看，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的老虎山文化出自同一渊源——庙底沟文化。陶寺文化的主脉前身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本营在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前身就是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在豫西与关中平原。庙底沟文化北上至内蒙南部和陕西北部，形成了白泥窑子类型，经仰韶文化三期海生不浪类型（相当于晋南的西王村三期），发展为阿善三期类型（相当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再发展为老虎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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