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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被誉为“千古词帝”，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确实是皇帝。他作为五代十国的南唐末帝，死在亡国后宋朝的软禁里。从一国天子，到自降身份称“江南国主”，李煜不断委曲求全，最终还是被斩草除根。
后人常感叹李煜词作用情真挚，含义深沉，是个有才情的人，却不是个好皇帝。
其实大多是结论倒推。
李煜二十四岁登位，赵匡胤已经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并且开始了先南后北的中国统一大业。南唐虽然一再纳贡称臣，自降身份，却挡不住赵氏兄弟的赳赳雄心——所谓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眼见南平、楚、后蜀、南汉一个个倒下，灭亡的脚步一步步向自己靠近，大厦之将倾，李煜便再如何励精图治，也是无能为力。
猥琐发育起不来，甚至苟延残喘都不被允许。在强者的乱世之中，李煜的帝王人生被压缩到看不见，只留下那些伤感、忧郁的诗词作品供后人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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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君主之路，就是现代癌症病人被宣告死期之后的悲叹之路，有绝望之后的纵情声色，亦有委屈不甘的悲伤泪流。
灭亡像一堵大墙，从北方缓缓地向南方推压。抗争吧，没实力，投降吧，人不接受，老婆被人霸占，自己写一首词发个感叹，就换来了一杯毒酒——耻辱人生中的喟叹，因为绝望的精神内涵和李煜的才情，绽放出一些不同于当时代词牌特色的光华。
李煜的词，美则美矣，实际上在词牌史上的位置远远没达到“词帝”的高度。
词牌发展到五代，二分为西蜀的花间和南唐闲适路数。李璟、冯延巳这些闲主、闲相的作品，虽然依旧没有摆脱歌女代言体，但已开始将个人情感慢慢代入。
李煜更进一步，词牌风格上承延李璟、冯延巳，但是他悲惨的帝王之路，让更多的情感积累在作品之中，逐渐模糊歌女代言的体式，可以看作是词牌从歌女代言体逐步进入文人自况体中，个人风格极其强烈的一次突破。
词牌虽然还局限在伤春悲秋之中，但是已经成为文人吐露心声的载体，具备了代替诗在这方面（小情调）的功能，为诗词分流做出了泾渭之别。
李煜作品的悲，并不是温、韦等故作闺阁之怨，也不是冯延巳无所事事之憾，他的悲伤是彻骨的，是真正源自内心的痛苦。
情感的格调更高、更真实，作品的高度自然更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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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才是柳永的体制改革，苏轼的主题改革，周邦彦的体制大成，造就词牌在宋朝的巅峰，与唐诗在内容和体式上各领风骚，互相抗衡。
李煜的词是在词牌发展上坡路上的一个突破点。这个节点因为他的个人才情、个人经历才变得重要。如果没有他，词牌成为士人、官僚自我情感抒发体的日子还要晚些到来。
北宋初晏殊、欧阳修的作品实际上只是风格更清朗，题材、格式、情感上和五代二李一冯（二主一相）比起来，并没有更大的进步，和李煜比起来，更是棋差一招。
为何？情感不够真实到位。
这条发展脉络一直延续到李清照，后来的纳兰性德，直至今天很多自称婉约派词人的矫揉造作。
为什么李煜、李清照叫作“用情至深”，而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作品却是“矫揉造作”？
因为人家是真的皇帝，是真的灭国。李清照是真的颠沛流离，是真的生离死别。
诗词，特别是词牌，起于微末之中，要想情感走入大义，非历经磨难，真实切入才可成就正果。委婉情怀能成巨擘，诗唯李商隐，词唯李清照。
李煜的“千古词帝”，是其真实身份的体现，也是后人对他真情实感浇筑作品的认同——这个与他在词牌史上的作用并不相当。
他的词牌作品特色非常明显，但和大江大海，漫天烟火的宋词比起来，只不过是深宫里的一朵情感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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