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中国美术史的另一种书写


郑岩:中国美术史的另一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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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朴、文以诚 :《中国艺术与文化》(2019全彩修订版)
后浪 |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9年10月
文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艺术与文化》序
出版社约我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中文版撰写序言,巧得很,收到电子邮件时,我刚读完这部书的英文版,书还放在案头。我很高兴这部写中国的书能以中文出版。我与两位作者并不熟悉,此前只在书上“见”过杜朴教授,与文以诚教授也只有一面之交,所以,我只能拉拉杂杂地写一点阅读的感受。
首先吸引我的是书名。作为中国美术史(或称“艺术史”,下同)的通论性著作,其标题中多出了“文化”两字,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反映了美国中国美术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变化。
大致说来,美国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派强调研究艺术作品材料、技术和风格,另一派别则强调探讨艺术作品内容、意义及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两派分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术史学在欧洲发展时不同的立场与方法。例如,属于前一派的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1894—1976)是瑞士美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1864—1945)的弟子,而沃氏是形式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巴氏在“二战”之前来到美国,他研究中国的青铜器、文人画,但却不懂中文,也没有到过中国。这样,他的研究就必然限定在形式主义的范围内。巴氏的学生罗樾(Max Loehr,1903—1988)也以研究中国绘画和青铜器著称,他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商代饕餮纹进行了类型划分和排年,所依据的主要是博物馆藏品,但其基本结论却被殷墟发掘所获的新资料所证实,显示出这一流派强大的学术能量。该流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如果承认“中国艺术”也是艺术,那么它们必然符合一般艺术(实际上是西方标准的“艺术”)内在的规律,人们可以通过借助西方解析艺术作品形式的方法来理解中国艺术,而无须过多涉及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唯有专注于艺术自律性的探索,才可以显示出艺术史独特的价值。
后一个派别与汉学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可以看作其早期的代表人物。福氏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曾长期在中国生活,他在中国办报纸,创办南京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与中国上层社会也有密切的交往。基于自己丰富的文物收藏及厚实的中国文史知识,他留下了大量著述,其中《历代著录画目》是研究中国书画重要的工具书。福氏主张重视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与纯粹性,他在中国文献方面的深厚造诣令人叹服。此后,一些有汉学背景的学者更加强调通过文献研究中国艺术历史背景的重要。
另外,这一派还受到图像学(iconology)研究的影响。现代意义的图像学是德国学者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于1912年首次提出的。瓦尔堡反对极端的形式主义研究,强调将美术史发展为一种人文科学。德国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于1933年移居美国,他在1939年出版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一书标志着图像学的成熟。图像学重视艺术作品内涵的研究,倾向于把作品理解为特定观念和历史的产物。要解释作品的内涵,必须依靠具体的史料,借重多学科的合作。这类主张自然与很多汉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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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与文化》(2011插图修订版)
上述两派彼此争论,也共生共存。但是,如果试图从一位学者师承传授的“血统”来断定其学术态度的归属,则会落入中国“谱牒之学”的老套子,难以切中肯綮。实际上,许多学者的背景和立场十分复杂,如罗樾本人就有着极好的汉学修养;罗樾的学生高居翰(James Cahill)则倾向于社会史的研究,大有离经叛道之嫌。两派分歧的产生既源于美术史学科本身方法论的差别,也在于如何认识中国艺术这个与西方艺术既不同又相似的系统。说到底,面对中国艺术,西方学者既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艺术”,又要回答什么是“中国”。尽管两派对立的余波今天仍时有浮现,但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化解这种对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同时将“中国”和“艺术”联系起来,才能全面地理解中国艺术;也只有将中国艺术、印度艺术、非洲艺术……考虑进来,才能使美术史学得到更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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