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王朝更迭。如今千年淮阳古运河虽然清波无寻，但是遗址犹在，因蔡河的脉动而生长勃兴的中原水城——淮阳，却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几经兴衰，给我们展示漕运时代淡退与江海开放时代崛起的悠远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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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河历史和北宋的国祚息息相关，最浓墨重彩的部分，还是北宋最繁华鼎盛的时代。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先后开凿、疏浚汴河、惠民河、广济渠，连同黄河，并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交通网。宋太宗太平天国元年（976年），时任陈蔡都巡检使的符昭愿（淮阳人），率兵卒丁夫西起颍水自合流镇东，开河抵长平镇，把颍水与蔡水沟通。真宗、仁宗时期，对这一工程进行了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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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符昭愿，有一段题外话。这位“继承三王圣贤，效仿三后友悌，富贵却不骄傲，谦恭又有礼仪”历经四朝元老的符昭愿，确实是历史长河中难得一见的牛人一枚。史载，他在知并州期间，治理太原地区战乱带来的创伤，安抚百姓，发展生产，充实粮仓，在晋阳城旧址北25公里的唐明镇首建太原城。据他的墓志铭记载，他“幼时身居高位，晚年节度封号”，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善始善终的功勋元老。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漕京师”，即是引合流镇南的沙河入颍河，再沿已开的合流镇至长平镇的渠道入蔡河。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重修许州合流镇大河堰斗门，创开减水河通漕”。继续利用颍河通蔡河，对原有渠道工程进行重修。这是自战国鸿沟开凿以来，沙颍河流域最大的一次人工改造工程，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1071年七月，苏轼离开汴京前往陈州，舟行途中还作诗“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可见当时济蔡的为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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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宋代航运盛景放眼蔡河两岸，土地肥沃，宜谷宜麦，辅以水运舟车通达，豫东平原日渐繁荣，进而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宋时的运河被视为立国之本和京城命脉。为更大程度地满足漕运水位需要，在惠民河上开始设置斗门，调节水量和控制舟楫往来。《宋史·河渠志》：“犹以其浅涸，故植木横栈，栈为水之节，启闭以时”，用简易的蓄水木结构的节制闸控制河水，算得上当时解决河枯水浅航行困难的良策，被普遍使用。《汴京遗迹》（卷七）说，“惠济闸在陈州门外，……俱为蔡河而设。”1071年苏轼赴陈所作“船留村市闹，闸发寒波涨”就是对当时简易船闸的真实写照。农耕文明时代，一座城市的崛起与兴盛需要诸多要素，而其中天时、地利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充沛的水源，畅通的航道，大量粮食和钱帛盐茶、薪炭等物资由惠民河直运京师开封，惠民河漕运也迎来发展的春天。《宋史·史货志》载，开宝五年（972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太平天国六年（981年），惠民河漕运数额增为“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景德四年（1007年），漕运“上供年额”定“惠民河六十万石”。治平二年（1065年），惠民河“漕运至京师”的数额为“二十六万七千石”。这条漕道为输纳京西及淮南二路物资，巩固中央集权，活跃京畿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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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惠民河示意图漕运、盐业，这些依托于古运河交通要津的产业集聚，有力地带动了陈州、朱仙镇等沿河中小城市的繁荣发展。但是，在惠民河漕运繁荣的背后，陈州一带却为之承受着洪水频发的灾难。由于扩大了惠民河的水源，众多的河流汇入了颍河，每当夏秋之间汛期到来时，颍河洪水暴涨，使地势低洼的陈州一带溢流成灾。这也促成了陈州城内抬城基，中间取土，外筑高堰的局面，在北宋初具雏形，金代晚期形成淮阳万亩龙湖的原因。北宋末年，中原航运网逐渐衰落，靖康元年（1125年）金兵入侵，中原漕运不通。北宋亡于金后，南宋偏安一隅，中原一带战事不断，惠民河等中原漕运通道昔日水运盛况不再，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又一次南下逼近的金军，在滑州（今河南滑县）掘开黄河大堤，结果未能阻挡住金人，却开启了人为借力黄河决口的恶例。此后的65年间，黄河入淮8次，平均每8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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