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加九锡，害死平帝。之后立仅2岁的孺子婴，效仿周公辅佐成王、霍光辅佐昭帝的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政帝”，改元“居摄”。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新”，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起初恭俭谦逊，沽名钓誉，继而野心毕露，篡汉自立，其前后反差之大，令诸多诗人、史家感慨不已。白居易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史家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好坏和历史功过。假使周公在认为他必然取代成王谣言之满天飞的年代就死了，人们一定会为他是“奸臣”，如果王莽在他恭俭谦逊的时候死了，人们一定会认为他是个“大忠臣”。
王莽擅于韬光养晦，用假象将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以致他在篡权自立之前，人们以为他是一位恭谦君子，因而将各种荣誉和颂声加到他的头上，实际就是一位擅长表演和作秀的政治野心家。
王莽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开始，便实行了一系列的“托古改制”。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造成“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奴婢买卖形同牛马交易，奸猾之人为获得厚利，掠卖人之妻、子，大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教化。鉴于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王莽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他下令从始建国元年开始，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皆不得买卖。凡男丁不超过八人之家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要将其余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家庭，则依古制设庐井八家，一对夫妇授田百亩，什一而税（缴纳十分之一的税）。如有敢非议井田圣制之人，则将其发配戍边。
王莽认为，井田圣制一旦恢复，则家殷民富，天下从此太平，新朝亦可绵延万世。
此外，王莽还推行“五均六筦（音同莞）”制，垄断盐、铁、酒等工商业。
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问题上，王莽也推行强硬的政策，要求各少数民族政权及时更换西汉封赠的印绶，贬各族的王为侯，要求他们无条件效忠于新朝。
锐意改革的王莽不乏草根情怀和平民意识，他想一劳永逸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贫者有田耕，有屋居，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理想。但他迷恋古制，各种改革措施特别是恢复井田制明显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带有空想的性质，因为甫一推出，便遭到官僚贵族个地方豪强的拼死抵抗。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不但未得到解救，反而还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了以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洪流。
当绿林军抵近长安时，王莽已是众叛亲离，他只得驱使京城的囚徒出城作战——这种奇葩败招真亏他想得出来，证明还是智慧不足。囚徒一过渭桥便集体哗变，掘毁王莽祖坟，焚烧明堂。仓皇之中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王莽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的史学家将其改革视为“倒行逆施”，将其本人视为乱臣贼子的标本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笔者并不完全这样认为。
在乱世中伺机而起的王莽有权谋，有野心，这些我们不必也不能否认。但是他较早注意到了农民问题，又代表农民利益，因而在评价他时应该一分为二，不可一笔抹杀。不能因为王莽的改革方式不当而使新朝迅速灭亡，史家们便将其视为奸佞伪莽。假如王莽改革成功，新朝也延续百年以上，那么史家对他的评价可能就大相径庭，什么篡汉自立、窃国大盗、虚伪矫情等恶评都将退居次要，甚至略而不记，王莽将以一个开国明君的形象出现在史册上。
【读书，慎思明辨最重要——以解读王莽为例】对待王莽，我们不应该囿于传统成见，而是应该充分肯定其注重农民问题的初衷。这就是我倡导的读书（尤其史书）时的方法：慎思明辨！唯“慎思明辨”我们才能获得客观的历史本貌，进而更好的明鉴过去、知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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