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您关注了我，您可能想不到小编像个孩子在跳，是您的支持激励着我。此时正在看文章的你，是不是对这篇文章充满好奇与耐心吗？徽州遗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目前已发现的总量就多达一百万件（册），这些文书构成了南宋以来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的史料宝库。其中，反映土地关系的契约文书可谓汗牛充栋，以至于迄今仍有一些学者误以为徽州文书就是一批断烂朝报式的契约散件。而在事实上，徽州文书不仅种类繁多，其他区域的民间文献难以望其项背，而且，即使是狭义的“文书”——契约，反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多彩。譬如，数年前我在歙县绵潭的田野调查中，就曾拍摄到汪启淑的数份契约，这些文书，生动地反映了盛清时代这位江南著名藏书家在松江一带的盐业经营实态，为传世的其他史料所未逮，弥足珍贵。（具体研究详见《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在我看来，徽州文书中有不少反映土地关系之外的其他契约，有的因其关涉到明清时代跨区域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值得特别关注。此前，笔者翻阅《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周向华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读到其中的两份契约散件，颇感兴味盎然。（一）一份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七月初三日的《矿税票》：休宁县为征收矿税银两事（？）。本府帖文，照奉院、道案验，详议本府包采银两缘由，奉此，遵经照则派数，示谕上纳去后。今据本县五都四图郑莫上纳三十年分矿税银玖两捌钱陆分陆厘六毫六丝O忽四微，合行给票渺付照，其银眼同验兑足色，包封投柜。如有低假短少，查出，一并究治不恕，须至票者。矿字五十八号。万历三十年七月初三日给都 图里长等经收 银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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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矿税票》，安徽师范大学收藏这是迄今所知极为稀见的一张矿税票，也与晚明的一段历史息息相关。万历年间，因内府开支庞大，外帑空虚，加以数度用兵，致使国家财政竭蹶困窘。为此，贪财好货的明神宗朱翊钧，遂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陆续派遣宦官，分赴全国各地开矿征税。据明史专家王天有教授等的统计，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年），矿税太监向内库进奉的金银数量高达五百余万两，这些进奉虽然少于农业税、盐税，但却远远大于关税和商税的数量，额数颇为可观。而在征收过程中，由于矿监税使系由皇帝直接委派，完全不受各级官员的监督。这些太监以钦差自居，他们口含天宪，飞扬跋扈，在矿税征收过程中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此一倒行逆施的政策与举措，使得工商业凋敝，民不聊生，以致全国各地激变屡起，大规模的市民抗争此起彼伏。矿税之兴，据说源自徽人程守训的动议。对此，明人沈德符所撰《万历野获编》记载：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而淮、徐之陈增为甚。增名下参随程守训者，徽人也，首建矿税之议。自京师从增以出，增唯所提掇，认为侄婿。又不屑与诸参随为伍，自纳银助大工，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骄恣，署其衔曰“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兼查工饷”，以示不复服属内监。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黄旗于黄竿，曰“帝心简在”。又扁其堂为“咸有一德”。从相关史料来看，程守训系来自徽州的扬州盐商，其人于囊丰箧盈之余别寻蹊径，一心攀附权贵。他从广陵前往北京，四出行贿请托，终于投到太监陈增门下，借着陈氏的门路挟策干时，向万历皇帝上奏，建议设立矿监税使以搜刮民财。对于他的提议，贪婪成性的明神宗大喜过望，遂令立即付诸实施。于是，大批太监被委派为矿监税使，前赴各地课敛诛求。陈增就被委以美差，出任山东、直隶一带的矿监税使；而程守训则因上书有功，当上了陈增的参随。明末清初著名小说《梼杌闲评》（亦名《明珠缘》）中，有一回目叫《程中书湖广清矿税，冯参政汉水溺群奸》。在小说中，那位“程中书”被说成是山西大同府人程士宏，“乃司礼监掌朝田太监的外甥”，故事的发生场景也被置换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广一带。这些，当然都是小说家言的移花接木。不过，就其基本情节来看，小说描绘的就是徽人程守训的故事。根据沈德符的讲述：当时，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上疏弹劾陈增贪横，主张应当裁撤矿使。而程守训则攻讦吴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奉家”。对此，明神宗显然站在陈增、程守训一方，他依据奏疏，下令严行追查。根据数年前安徽省歙县编纂的《北岸村志》，吴宗尧为徽州府歙县北岸村人，与吴朝奉同宗，宗族中许多人都在江淮一带经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的不少徽商都被指为“宗尧寄赃之家”，一定要被索取重赂方得开释。程守训等人藉机有意识地扩大事端，大肆诬陷富商巨室收藏违禁珍宝，动辄将其抄家充公，致使不少富豪因此而破产，甚至辱身丧命。明神宗派出的矿监，是以监督开矿为名监收矿税。但这些矿监税使所到之处，纷纷纠集地方无赖横征暴敛，实际上干的却是伐冢毁屋、吸髓饮血之勾当。顾名思义，矿税本应是开矿所得，但在地方的实际运作中，有无矿产并不重要，拟征的矿税有不少是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则由官员常俸或地方财政抵充。根据方志记载，婺源济溪人游汉龙为万历戊戌（1598年）进士，他在章邱县（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当知县，“时朝廷方事采榷，貂珰四出，民不胜扰。而陈增至山东为尤横，县令少失意，立致逮系。汉龙独能斡旋其间，因得尽去。诸矿税官岁定额千金，办以常俸，不复烦民”。（道光《徽州府志·人物志·宦业》）这段记载是说，章邱县令游汉龙八面玲珑，善于与权宦周旋，他又以个人俸禄抵交定额矿税，此外不再烦扰百姓。至于徽州的矿税，以往似乎少有史料可以一探究竟，这里只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揆诸实际，休宁县境内虽多绵亘起伏的远阜遥岭，但却殊少矿产之记载。从明清时代编纂的数部方志来看，休宁当地的物产主要包括墨、茶、纸、杉、漆、桐油、诸药、苎麻、蕨粉、葛粉、腊肉、马蹄鳖和牛尾狸等，但并未提及僻壤旷野中有任何矿产。对于矿税在地方上的征收实态，亦无确切的史料记载。而这份《矿税票》，则是矿税征收高峰时期的文书实物，极其罕见。个中提及休宁五都四图一位叫郑莫的人所缴之矿税银，文末还列有“银匠”二字，虽然其上并没有填入银匠的姓名，但在“包封投柜”的现场，显然应有银匠为之“验兑足色”。另外，文书提及“本府包采银两”、“照则派数”以及“都 图里长等经收”，并将该份《矿税票》列为“矿字五十八号”，对照前揭游汉龙的事迹来看，休宁县乃至整个徽州府的做法，应当也是设立固定的税额，再经由都图里甲让各户分摊缴纳。（二）万历之后是短命的泰昌。明光宗即位后，即下诏撤回税使。不过，“泰昌”年号仅存在五个月，之后便进入了天启元年（1621年）。矿税问题刚刚消歇，而“三饷”加派却又如火如荼。在安徽师范大学所藏的契约文书中，另有一份《明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祁门县会议辽饷等事帖》，就与此一历史事件相关：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为钦奉明旨，广集廷臣会议辽饷等事。奉本府信牌，蒙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易宪牌，内开：“备仰细查闲旷官地、夹插民房、壅淤地河，密迩民业，无益于官，有便于民者，从公估值，给帖输价”，等因。奉此，已经出示晓谕。查得东都土名梅木源口，有闲旷官地贰分肆厘柒毫伍丝，随据东都二图儒学生员李廷芳，呈以本都五保麟【鳞】册收字玖百陆拾壹号，土名梅木源口申明亭官地贰分肆厘柒毫伍丝，一向荒闲，堆积砂砾，呈乞公估时值，准输银价，给赐帖文，开荒承业，等情。据此，似合就行。为此，除外合行给帖，即将前项土名梅木源口申明亭贰分肆厘柒毫伍丝，公估时值价银五两整，即令承业……（引者按：此处因文书原件折叠，无从识读。）地听承业人永远管业，仍将地税开载黄册正收，入户供差，毋许势豪混占，须至帖者。右帖给本告李廷芳，准此。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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