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儒家学说为何在战国时代行不通,却被汉朝尊重,从儒家入世,孟子利益观,天下共治等角度分析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段,正是那一个历史时期各个学派对于思想启蒙的推动作用,才让人们从奴隶制社会当中解放了出来,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虽然在封建社会建立之后,很多学派的学说已经没落,但是我们却无法否定百家争鸣对于思想历史的影响,尤其是儒家学说。在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社会的正统学说,成为了华夏文明两千多年来一直信奉的思想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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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学说被推崇到封建正统是在汉武帝时期,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并不能广泛地推行,甚至我们可以说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说是行不通的,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非常经典的学术理论,为什么在战国时代无法推行呢?我们今天就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并且来看一下,那些试图实行儒家学说的国家都受到了哪些影响?战国时期,儒家是王道的代表儒家思想对君王和平民有不同要求首先在看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主要代表形式就是王道。王道对于君臣以及平民有着不同的要求,对于君王要求是德才兼备,并且要用仁义来治理天下,君主不能够只贪取自己的利益,而将臣子和平民百姓们的利益放在后面;也不能让一个国家完全沉浸在对利益的追求当中,它应该完全的以民为根本,以百姓的发展为这个国家的核心,这是君主在得这一方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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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君主要通过一种政治清明的手段,来达到让百姓们安居乐业的目的,这是君主在这一方面的体现;对于臣子,儒家讲究要服从自己的君主,但是同时它也要有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臣民,他要听从于君主的安排,但是却不能够做自己君主的附属,也就是说不能够去阿谀奉承,其所要绝对忠诚的是自己的国家,所要尊奉的是一种以国家的繁荣发展为核心的理念,而遵从君主只是遵从国家的一个具体的体现而已。平民要积极入世,为君主分忧而对于平民百姓,它的要求积极入世,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才学和对社会的认识来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来为君主分担治理国家的负担,为这个国家的共同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儒家所要求的君主臣子和百姓都有着自己的责任,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会延生出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而这两方面的影响就是儒家学说无法在战国时代推行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从这第一个方面上,我们可以看出君王与臣子、平民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要求更多的体现在自我要求上,也就是说,儒家这样的学说虽然认为君主要达到一定的要求、臣民们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平民百姓们又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但是这种要求的实现形式是要通过自身的约束和管理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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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德行决于君主本身,没有外部约束君主的德才兼备,并不是外人可以规定和约束的,而是君主自身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他的德行和治理天下的方式,在绝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君主本身,没有外部压力的强加约束,而对臣民和平民百姓也是如此。无论是臣子要服从于国家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们要积极入世也好,这都是站在道德方面对它们提出的要求,没有人能够强制他们去执行或者是服从,也就是说在这种主张之下没有法令的强加约束。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儒家入世是偏理性化人们其实处在一个比较自由的阶段,简单点来讲就是自身思想觉悟高的人,可能会服从儒家学说的影响,可能会积极入世,可能会以仁义来治理天下,可能会服从国家的利益,但是在整个天下像是尧舜禹那样,有着大的德行的人毕竟处于少数。绝大部分其实都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在道德方面和在才华上面就不会有过高的觉悟,他们可能仅只能停留在不干涉其他人的生活,不做让其他人利益受损的事情上,但是却不能够无私奉献到仁义道德方面,不能够让个人的利益去服从于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种基本上取决于自身管理和约束的行为,在那样一个乱世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偏理想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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