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布雷这个人，或许有的人会有一点陌生，可他在近代史上却也占了不少分量，被时人誉为“领袖文旦”、“总裁智囊”。陶希圣曾也如此说过：“布雷先生以撰写文告知名于社会，而社会上没有人或很少人知道他文告草拟与修改的过程，及其勤劳的状况。”陈布雷一头栽进了政治漩涡当中，虽然也曾试图从漩涡中脱身而出，但始终不得如愿，实是因他沾染政治过深的缘故。他虽陷身于政治之中，可在心中却一直以文人自居，既有传统文人的桀骜信仰，又夹杂着新时代的文人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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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从政陈布雷是1890年所生，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他6岁之时曾由父亲亲授《尔雅》一书，但觉《尔雅》难读难懂，遂向父亲请求换别的书，他父亲却摇了摇头不许，只说了句：“此书非幼时先读不可，汝长自知之。”读完《尔雅》之后，7岁即读《礼记》，8岁读《左氏春秋》、《唐诗》等书，9岁读《尚书》、《龙文鞭影》等书，并读史书......可见陈布雷家教之严，他自己也颇为勤学，这才造就了他的渊博之学识。布雷先生是浙江人，所以得触近代风气之先，也因此故心中无意科考，只是不愿寒了父母之心，这才应府试、院试，谁料院试中竟被录为第五。只不过，清政府于1905取缔科举，他才断了止步于秀才，不然或为一甲之一也未可知。此后数年，陈布雷一直务于学业，待他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之时，清政府也即将走到尽头，不过陈布雷倒也无心效力于清政府，只在上海《天铎报》撰述，所用之笔名即“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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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原名训恩，因同学称他为“面包男孩”，遂以面包的英语单词“bread”音译为“布雷”，成为笔名。后来，六指头陀为“布雷”二字作了新解和升华：“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陈布雷以“布雷”二字作为自己的笔名，后又以笔名行，何尝不是希望天下之人即便再苦再难，也能有一口面包吃，不用忍饥受饿呢？此后十余年，陈布雷躬身于报界，闻名于各界，直到1927年随同潘公展去了南昌之后才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蒋先生见了陈布雷之后，便决意将他留在身边，让他为自己效力，他抵不过蒋先生的盛意，也就留了下来，从此20年伴随蒋之左右，写了无数文告。当年4月，陈布雷即以报人之身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一职，5月又赴南京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蒋之对陈，确实寄予了厚望。陈布雷也自此以一介书生而从政，只是这位陈书生虽然从了政，却一直未被官场风气给洗去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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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政治耽误的“报坛宗师”陈布雷虽处身于庙堂，乃至于被困于庙堂，但他心中却怀揣着以文章报国的念想，想用手中的笔去写激荡人心的锦绣文章。1928年在南京的时候，蒋先生问他：“先生自己选择，愿任何种职务？”他想了想之后说：“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重职，则非所胜也！”他之一生确实始终热衷于新闻事业，哪怕到了1943年，已经在蒋先生身边待了十余年之久，他仍然念念不忘新闻事业，虽然“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做事”，只可惜却始终为政治所困，以致于“终不能重归我新闻采访人员之旧业”。知名报人邹韬奋先生对陈布雷亦是推崇备至：“陈布雷先生是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只可惜，陈布雷却摆脱不了政治对他的桎梏，他常常对人说自己不愿涉入政界，也屡屡向蒋先生请辞，奈何辞而不得。他写的一手好文章，蒋先生舍不得他手上的笔呀！陶希圣说：“他为了每篇关乎世界局势，国家政策或军事方针的文章，竭尽了脑力与精力，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才耽误了他在新闻事业上的成就，他若能够归于新闻界，何愁不能成为一代“报坛宗师”？不过，陈布雷以书生从政却脱不了书生意气，不愿随波逐流，也就注定了他虽置身于政界，却难见容于政界，多为人所贬斥。何也？难却蒋之盛意，难报蒋之知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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