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中国当代作家编写年谱这一有益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不仅有程光炜、武新军、李立超等多位学人为之发言献策，亦有《东吴学术》“学术年谱”专栏所引领的编写实践呈现出丰硕实绩。在不断面世的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类成果中，王刚撰著的《路遥年谱》具有独特意义。据程光炜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可知，王刚最早为新时期之后获得文学声名的当代作家做了年谱编订工作。他选取路遥为对象，从《路遥纪事》到《路遥年谱》，展示了史料著作初创以后不断完善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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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精进，工具性凸显
工具性的强弱是评价一部年谱好坏的基本标准。年谱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它是各种资料的集大成，是对有关谱主已有史料既全面又精要的选择性呈现。相对于任何一种单一史料，年谱承载着无与伦比的信息量，而如何组织、呈现这些信息，即如何确立年谱的纲目体例，关系一部年谱工具性的强弱。
在体例上，《路遥年谱》显得更统一、更规范、更精致，这使得即便仅在工具层面阅读和使用它，也明显较《路遥纪事》好用许多。《路遥纪事》采用了“谱前”和“正谱”结合的体例。“谱前”主要显现与谱主有关的历史背景材料，“正谱”正式述及谱主。《路遥年谱》沿用此式，但对二者有更清晰的叙述分工。在《路遥年谱》中，“正谱”叙述且只叙述谱主本人，比如路遥的创作活动、作品的刊发情况、路遥和亲友同事的交往等，保证谱主的绝对“在场”。《路遥纪事》中出现在“正谱”位置中路遥并未在场，但与之有间接关联的内容，如1973年9月13日“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召开全省第二次革命故事经验交流会”、1981年1月“《延河》1981年第1期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等条目，均被移置于“谱前”板块。
《路遥纪事》正文使用两种字体，将“谱前”与“正谱”相区分，而“正谱”中如果有大段原刊史料的引用，则字体又与“谱前”相同。相比之下，《路遥年谱》增加了一种字体来呈现“正谱”中直接引用的大段原始文献，这种调整虽不是什么“大动作”，却提高了使用的便利性。当研究者怀着明确目的去年谱中搜求某条史料时，可以根据所求史料的内容性质，预估它可能存在于“谱前”“正谱”正文还是“正谱”引文之中，翻检年谱即可凭字体而无须细读内容，便初步确定筛查范围，由此提升效率。
相较《路遥纪事》，《路遥年谱》在“正谱”中常常用一句话精要概括谱主某月某日的事迹，而把对这一事迹的具体详述或相关史料另起一段展示。这样的格式好比条目与注解的结合，比之《路遥纪事》更为有序，明显强化了检索功能。
增删得当，学术性提升
如果说，体例的修缮确立了《路遥年谱》更加坚实可靠的编写框架；那么，选材的增删则赋予其饱满的学术内容。
《路遥纪事》的写作已经充分利用了现有可见的路遥资料，包括作家全集、传记书信与学界重要评论。在《路遥纪事》出版到《路遥年谱》问世的两年间，并未有关于路遥的新的重要史料面世。《路遥年谱》所“增”之处，是编撰者在更精细准确的学术意识主导下，对旧有史料的分拣筛淘。例如，《路遥纪事》中已选用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一文中的相关内容，《路遥年谱》则又增加了该文所记述的王维玲和路遥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正是这次见面，王维玲向路遥约稿，才有了后来路遥的重要代表作《人生》。这一史料的加入无疑提供了有关《人生》诞生史的关键信息。再如，《路遥年谱》在1987年这一年份的史料中，新增了路遥7月8日致《花城》编辑谢望新信与7月29日路遥妻子致路遥信。这两条史料的内容看似属于琐碎小事，却能以小见大，反映出《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幕后。路遥与编辑的交游情况、路遥的思想性情、他在写作与家庭生活中的某些片影，都能在新收录的史料中窥见一斑。更进一步说，它提供了新的史料线索，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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