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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我们仅仅把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落脚到今天这个博古系列中，就未免太过表面化了。事实上，王阔海先生的创作之所以能凭着“新汉画”之名独自立门，是因为它们从汉代画像石那里系统地传承和转化出了一个整体的艺术世界。其中既包含对画像石所依存的那种汉代艺术精神的提取，也包括对汉画石造型的借鉴。鲁迅先生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由此“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叹其“魄力究竟雄大”。看王阔海先生的军旅系列作品，我们也不禁会生出“深沉雄大”“多少闳放”的感慨；而观其《毛驴》等家畜系列以及某些戏曲人物或诗意形象，我们又会想起鲁迅先生同样在褒扬汉代石刻艺术时所说的“毫不拘忌”“放笔直干”之类的赞词。至于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博古系列，能够让我们将其与汉画石联系起来的，并不仅仅是其人物或者车马造型，还有其内在的展放与生气，它们同样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精力弥满的投射。所以，就其与汉画石艺术的渊源关系而言，王阔海先生的创作实为精神与形象的辩证统一体，虽然时有偏重，但两者从未割裂。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成就了一个完整的“新汉画”艺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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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有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的。”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首先是一种“力”的艺术，它本于其个人旺盛的艺术活力，又受到时代伟力的推动。前者源于他对艺术赤诚的爱，后者源于他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一片土地的眷恋。40余年的从军生涯养成了王阔海先生对部队和军中将士的深厚情感，他对什么是“铁骨钢魂”有着特别颖悟。追溯峥嵘岁月，他用革命战争题材来表达对这种铁骨钢魂的礼赞；探源历史长河，他在汉唐“豁达闳放之风”中寻觅到了这种铁骨钢魂的悠久文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厌倦的热情。不过在他那里，中国艺术传统不仅是宋元以降的文人艺术传统，更重要的是追求力之美和大气象的汉唐艺术传统。他将汉画石作为范本，以此追摹古圣、神会先贤，为托付自己心中的“力”的艺术找到了载体，为体验“放笔直干”的快意开掘了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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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艺术”以汉画石为原型，可是其土壤却超过了汉画石本身的容量。它以汉画石的形神为主干，将根系一头扎进民间艺术，一头延伸到文人艺术，广泛汲取营养，终于将自己培育成一颗大树。前者包括皮影、剪纸、唐三彩、木刻版画、年画、浮雕、戏曲面具及行头等；后者包括宋元以来文人水墨画的丰富样式，其中又以“没骨法”为精粹。
一般认为，没骨法始于南唐徐熙，成于徐熙之孙徐崇嗣。虽然《宣和画谱》有载西蜀黄筌《没骨花枝图》一件，《洞天清录集》言其“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线”，然而画史仍旧遵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之说，将黄筌推为勾填法的典范，以反衬徐熙的落墨花，故云“黄家富贵，徐家野逸”，是谓“徐黄异体”。这被认为是中国画之分工笔、写意的开端。但不论怎样，徐熙的落墨花连勾带染而成，的确为没骨法提供了原始方法，也打开了写意画法的境界，画家从此可以不受勾线造型的束缚了，多了一份表现的自由。当徐崇嗣易墨为色，用落墨花的方法来使用色彩，没骨法便诞生出来了。如此看来，没骨法的始基在于落墨法。而自晚唐五代以来，水墨画勃兴，以后一直受到推崇，从一种画法逐渐演化为文人画的至高审美境界。这一趋势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王维就曾表示：“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下，水墨就不再是一个创作方法论概念，而是一个绘画艺术的本体论和价值论概念了。以此反观没骨法，其是否使用色彩，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于是，梁楷的减笔水墨人物画，青藤、八大、石涛等的花鸟画，都可纳入没骨法的范畴，更不必说本来就以没骨法名世的恽寿平、任伯年诸家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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