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从公元前三九九年讲起。那一年，苏格拉底被处死，而柏拉图才二十八岁。雅典正从战败中站起来，斯巴达则仍陶醉在胜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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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工商业正在复苏，而斯巴达的农业则如一潭死水，农奴都在无精打采地耕作。亚里士多德写道：“有些斯巴达人拥有极其庞大的领地，其他人则几乎一无所有：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公元前三七一年，当斯巴达人试图征服底比斯（Thebes）时，一支由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约公元前四一〇至前三六二年）所率领的底比斯军队（其中包括三百名同性恋者组成的“希腊情人”）在留克特拉击败斯巴达人，并结束了斯巴达对希腊的统治。雅典不再恐惧斯巴达，努力重建其商船船队、海军作战部队及叱咤地中海的帝国。劳里安（Laurium）的矿场重新由奴工开采，并挖出了大量银矿，使钱财累积速度比商品生产还要快，物价涨幅比薪水调整还要高，结果穷人背负了改革的包袱。人们靠低价买国内商品，再高价卖到国外来赚取利润致富。聪明的人发了；头脑简单或弱势者冷眼旁观着财富的迅速集中，心生怨恨。银行、服务、投资贷款都增加了，信用制度也应运而生。财富由不动产改为动产，衍生了抢钱大战。一些新的说法也因此产生，像chrematistike意指“狂热追求财富”，pleonexia指“贪得无厌，多多益善”，neoplutoi则指“新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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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多元化和自由交易固然使聪明人赚到了钱，但也使头脑简单的人钱财流失的途径更多、速度更快。柏拉图说，雅典已经变成“两个城市，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两边互相交战。”穷人千方百计想靠立法或革命打劫富人，富人也组织起防护网对抗穷人。知识分子通常站在穷人这边，甚至连柏拉图这种有钱人也加入他们，玩票式地搞起了共产主义的理念。最后，较穷的市民占领了公民大会，并开始投票，要把富人的资产收归国库，再重新分配给较低下的阶层。议员则挖空心思，要为公共收入寻找新的财源。课征新税，导致很多人隐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逃税情况泛滥，逃税的人和征税的人一样机关算尽。为了强制征税，抄家，财物充公，人也被抓去坐牢。年迈却有钱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在公元前三五三年抱怨：“我还小的时候，财富被看成安全的好东西，几乎人人都希望自己的财产多多益善；现在，有钱人要随时准备自我捍卫，因为有钱好像罪大恶极。”中产阶级和富人开始不信任民主，因为它会激发妒恨；穷人也开始怀疑民主，指其为假平等投票，会被财富不公的鸿沟所扼杀。阶级斗争日益惨烈，造成希腊内部分裂。当时马其顿的腓力（Philip of Macedon）大力镇压穷人，很多富人欢迎他出面，才不致发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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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抬头及知识分子解放，造成道德废弛。民众仍很迷信，死抱着提供给他们心灵慰藉的神话。奥林匹斯山诸神将死，但新神祇已经产生，另外还从埃及和亚洲引进了外来的神明。在雅典日益得势的半外来中产阶级，对传统信仰没什么敬意。柏拉图写道：“如今，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一项理性的立法，应废除任何一派政党的誓言。”哲学思想力图在市民的忠诚和教育灌输的智慧中，找到某种自然替代品，以取代神圣的戒律和监视芸芸众生的神明；但两性、社会及政治道德继续沉沦。单身一族和妓女苟合成为风尚；自由恋爱结婚也在合法的婚姻中得势。公元前四世纪一出喜剧中的角色就问道：“若论勾引人，妻不如妾。但前者有法律保障，迫使你一定要留下她，不管她是多么的让人不快；妾则知道，要表现出众才能留住男人的心，否则他就会移情别恋。”当时的习俗要限制家庭人口，不论是通过避孕、堕胎还是杀戮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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