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
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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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 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
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
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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