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口诛笔伐的“卖国贼”与夜郎自大的“爱国贼”

津门吼叔,哏都青年
 夜郎自大|口诛笔伐的“卖国贼”与夜郎自大的“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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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郎自大|口诛笔伐的“卖国贼”与夜郎自大的“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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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自大|口诛笔伐的“卖国贼”与夜郎自大的“爱国贼”】虽然,两百年后郭嵩焘被称颂与纪念,但即使是现在去品读郭嵩焘晚年遭遇,你仍你能从冰冷的文字里切实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无奈,甚至绝望。
大清国已亡了108年,这些文字反更给我们带来一种似曾相识、细思极恐、不寒而栗的的感觉。
英国的哲人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而且国人一直以来都津津乐道于泱泱中华有盛世治史、后朝修史、以史为鉴的传统美德。
都说“读史明智”,然而越读你就会越发清醒意识到,当一个社会,一个帝国到了末年,行将崩溃时,上位者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保持着理智、冷静头脑的“清醒者”,也不能容忍他们哪怕说半个字的真话,反而更积极地纵容、默许、养肥大批“装睡者”。
百四十年前的大清末年,藏身宫禁深处的统治者们,始终自我感觉良好,天天做着我天朝上邦、华夏贵胄,俨然一派“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四方洋夷万国来朝的美梦。
然而,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早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跃出了地平线。可惜得紧,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华民族这个苦难的民族,始终被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一群自大自大狂、尸位素餐的执政者封锁着、洗脑着、压制着,未能及时得沐其光。所以“落后被挨打”了,所以始终未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纵览千百年来一个个帝国、王朝的兴亡史,当一个帝国,已经容不下任何一本说真话的书,容不下任何一个说真话的人,既得利益者自大浅陋到只相信他想听的东西,谄谀献媚、拍马溜须者纷纷上位秉政,糊涂装睡、深谙中庸才能得以保全,帝国崩溃,委实不远矣!
非但如此,他们还无情斥责、弹压、剿灭任何试图将这文明光芒引入“盛世如此安稳、岁月如此静好”的帝国中之清醒者。
很不幸,郭嵩焘就这样一个清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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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话说,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英国驻北京使馆的马嘉理路过云南,因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遭杀,时隔两年后,英国就此事要清政府派遣使团赴英道歉,并作为中国驻英大使。
须知,彼时的天朝,虽历经近四十年被逼无奈的经济上“改革”(譬如洋务运动)与“开放”(譬如开放通商口岸),时常饱受战火洗礼,朝堂上下的秉政者们仍深感出任“驻英大使”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
想一想也是,自古以来只有“蛮夷”派人来天朝朝贡,哪有天朝的大臣去外国“做人质”?
自然,高贵的士大夫们纷纷避之唯恐不及。最终,清政府让曾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临危受命”,并勉励他赶紧赴任,能与国家“共克时艰”。
想来也是好笑到可怕,鸦片战争之后的三十余年,这个帝国还是沉溺在“盛世”的美梦中无法醒来,在士大夫们(也许不少是装睡者)的想象中,盛世还是那么安稳,岁月还是那么静好,只要有无上权威、无所不能的皇帝在,有一大批无比忠诚、廉洁奉公的清官在,我们的帝国就牢不可破,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
他们会在“报喜不报忧”的层层政府洗脑式官宣中,选择性的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帝都的沦陷之痛,忘记城下之盟那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割让出去的领土那是一块又一块。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郭嵩焘在嘲讽和诋毁中,与副使刘锡鸿等经过几十天航行,终于在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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