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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唐朝》卷中详加细说的“藩镇与专使”，在宋代也失去了言说的空间，宋帝国对应的是“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官僚队伍”，“宋帝国需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这个制度能确实可靠地提供大量急需的文官。”（P36）可以说，作者从宋朝建立这个层面，来讨论它在建构自己国家体制方面采取了何种类型，并由这种类型去寻找什么样的精神支柱，而最终将儒家思想凸显出来，用作国家精神意志的代表性力量，并由此规定了中国历史日后的价值趋向。书中总结道：“重文轻武——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朝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P30）从这个角度上讲，作者把“宋的转型”这卷的主题确定为“儒家统治的时代”，可谓是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中起承转合的转变作用，作出了富有条理且充溢着极强逻辑性的精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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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另一个罕见之处，是对宋朝的帝王进行了全力的讴歌与称誉。在标题为《模范的统治者》一章中，作者称颂赵匡胤爱民如子，为人亲和，与其弟赵匡义堪称统治者的典范，而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地采取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的强邻们保持和平关系。”有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金瓯缺》，表现的就是宋朝留给后人的整体印象，就是国家没有实现完整的统一，尤其是“澶渊之盟”更给宋代留下了耻辱之感，这是以中华概念之下的中国人的立场与观念感受到的，但在哈佛史的宋代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决定了宋代的立国之策的“澶渊之盟”以充分的正面评价，认为这一和平政策“当时饱受争议，但是对于1042年宋辽和谈，对于1044年宋朝和西夏的和约以及12世纪与女真金的和约来说，‘澶渊之盟’都是一个成功典范。‘澶渊之盟’和岁币为后世建立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树立了范例。”（P45）作者所持的立场是“和平胜于战争”，而在拥有大一统根深蒂固的中华理念中，这显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现出西方历史学家在评判中国历史时必然会呈现出的与我们价值理念与精神选择上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同，决定了本书作者之所以把宋代的君王置于模范的制高点上加以述说的原因，而这一点，恰恰与我们通常所感受到的宋代帝王留给我们的口碑与印象落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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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由于整体对宋代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全书的总体叙述呈现出暖性的色彩，自然地对宋代奠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的负面效应却未曾作出中国人一直刨根问底的追究，但由此我们感触到的却是一名外国学者对中国文明的深度尊重与厚爱，并用他的对历史的阐述与复述，给予我们以新的内涵启迪与价值提示，这一点，是我们从这部史书中获得的趣味与收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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