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治国的正反之辩早在晚清民初时期，一些有着超前思想的学者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儒学误国。他们认为传统儒学带来的危害是深入骨髓的，也是误国的一个重要根源。
自从董仲舒与汉武帝同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在儒学治国下，中华民族就已经陷入了自我隔绝、自我毁灭的状态，说白了，就是因为麻木不仁的礼仪，始终斗不过长枪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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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80年初期，以海外学者林毓生为代表的大学者，开始对其进行抨击，说所谓的儒学治国论的危害，不过是因为警惕亡国带来的激进情绪，一旦国力好转，民族自信心增强，这种激进情绪就应该摒弃。
于是开始张扬儒学、批判五四，为了救亡图存的目的，过度夸大了儒学的危机，是肤浅不客观的。
到了1990年，随着海外“新儒家”学说的陆续引进，人们开始大肆宣传“政治儒学”的思想，并且随着营销学的推崇，接受这种思想的群体愈发壮大，他们认为西式民主与乌托邦思潮都不适合日益发展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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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怎么进行改良呢？于是就有大学者秋风、贝淡宁等学界名流提出，应该让儒学再一次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向导，可以在老祖宗传统的儒学上进行接纳和创新，但需儒者“治国平天下”，实现儒学治国的政治格局，如果坚持执行，这将是利国利民的思想潮流。
“法”和“礼”其实现在看来，儒学确实没有能够“治国”的能力，我们经常说“法治社会”，这足以说明有法律法规的制约和束缚，社会才能达到一种思想上的平衡。
然而直截了当的法律法规并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这时就应该利用礼仪道德来进行思想上的制约，也就是儒学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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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学者与儒学的“死忠粉”，在国家富强的如今，可以利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的近乎狂妄的自信，说到底，也不过是封建思想的还魂，也不过是倚仗法治社会的安稳，而搞出来的精神自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