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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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笔记问世后，“《读书》杂志一度掀起了关于此话题的论战。人们讨论，顾准究竟支持资本主义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民主，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褒是贬，他所谓的理想民主究竟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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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顾准（1915—1974）早年受教于会计学家潘序伦，19岁即执教于大学，后参加革命，建国后即任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长。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顾准笔耕不辍。上世纪80年代《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有识之士推崇备至，是反思中国民主与政治制度的力作。而几乎同时写成的读希腊城邦制度笔记（如未特别注明，下文皆简称为笔记），从分量上讲，则丝毫不逊色于其他著作。顾准晚年（1973—1974）反思中西文明之对比，以作为他者的西方开始，对西方文明源头——希腊城邦制度做了细致的历史学考察。
笔记是一段富有人类学意味的阅读旅程。笔记是关于文明的反思，特别是对政治文明，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直接民主制度的热切向往，又无不遗憾于“东方专制主义”一次次错过历史机遇，无缘先进的民主制度。笔记并非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对东西文明比较，而从历史出发，描述希腊城邦制度及其裂变、殖民过程，从中分析直接民主发生的机制。近年，萨林斯写了一本书《向修昔底德道歉》，其中坚持的方法论与顾准不谋而合。萨林斯重新评价了修昔底德以及他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作，简而言之，给历史学家作为经验的直接参与者以地位，把人类学“客位”的观察与历史学家主位的描写相提并论，如果不是非此即彼，后者的地位也不见得逊色于前者。
顾准本人的批判与他的学术批判难以割裂，而且对人的批判一度超过了对论的批判，难免有假借顾准之名言一家之说的嫌疑。学术界对顾准个人的评判由来已久。一个充满溢美之词的说法是：曾有西方学者认为，如果说20世纪中国有人称得上思想家，那么只有一个，他就是顾准。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们会对他的说法褒贬不一。换句话说，思想家的个人生命注定被卷进争论的漩涡，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顾准日记》出版，引发了学界的一番争论，沙叶新、林贤治、李慎之、李国文等轮番论战，而问题无非一个：顾准日记的真或伪，更直接的说，顾准的人格和道德有没有向政治批判低头和屈服。没有一个思想家能不选择政治立场，顾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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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之源：希腊城邦制度
1973年6月13日，顾准的日记首次出现了格罗脱（Grote）的《希腊历史》（History of Greece），标志他开始思考希腊城邦制度。此年二月提笔写作笔记，至五月完成6章。除笔记之外，他翻译《希腊的僭主政治》，此文出自格罗脱的《希腊历史》。这些思想笔记后来成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与笔记两本著作，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一手整理。顾准很幸运，在非常时期有愿意倾听的弟弟，这些手稿才得以保存。如若没有，加上根本不可能发表，后果将不堪设想。
以城邦制度探索民主的起源，似乎成为学界公认的对笔记的权威解读。《读书》杂志一度掀起了关于此话题的论战。人们讨论，顾准究竟支持资本主义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民主，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褒是贬，他所谓的理想民主究竟为何物。二旷[编者注：旷为荣、旷新年]揪住“斯巴达克团”，认为顾准故意犯错，把它混同于“斯巴达克同盟”，此举绝非无心，实则批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靳树鹏认为二旷过分阐释，过分夸大了小错在大文章里的位置，实则误解了顾准，顾准并非是把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不必“把顾准还给顾准”；旷又作出回应，认为作为《读书》的编辑，靳树鹏借顾准之言，和卢森堡比较，内在的动机是要把20世纪知识分子宣扬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贴上顾准的标签。针锋相对，旷坚持“还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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