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顾准与他眼中的希腊城邦制度(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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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结构
跟随顾准的脚步追溯西方文明之源,发现诸多与东方文明的不同与勾联,像是同根异枝的两个果实。人类学旨在追问文明发展的形式为何和而不同,历史如果不是唯一的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寻找答案之路。和顾准一样,我们并不要去考证希腊城邦制度的来龙去脉,也并不为详细的细节而究根问底。如果说顾准要从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里寻找中国文明的出路,我们也在做类似的思考。关于文明的人类学,应该不放弃对文明的走向的追求,但以历史为根基。
当然,不应忘记中国人类学家对中国文明的知识积累。回顾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调查,他从经验材料里看出,禄村租户和地主的关系,主张本地人不应浪费闲暇时光,而应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力。费孝通看到了租户与地主的关系会造就闲暇,但他没有看到闲暇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再稍作深究,会发现禄村的闲暇是本地人专门的活动,它不允许外地人参与,造成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礼仪的等级。如若我们再做推测,地处云南边陲的禄村的洞经音乐绝非就地而生,应为明代南京(时称江宁)道教音乐的传承。遥远的南京是文明的中心,也是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二者而言遥远的他者,是陌生人。可以想见,存在着一种结构,不妨妄称为“文明的结构”,他者,也是陌生人造就了文明的等级,也造就了文明的内与外、高与低。有关于此,有几点必须要说明:1. 所谓“高等级”“低等级”,是指经济社会地位的高低,并非文化上的高下。2. 陌生人是他者,或许在某一段历史中无法找出与之完全对应的社会事实,但不能否认历史上他者的存在。3. 他者并非仅仅呈现不同人群的关系,它更多地是一种观念,具有流动性。比如作为高等陌生人的雅典人,移民到了海外城邦,原住民通过各种手段(如就业)成为海外殖民城邦的公民。
以东西文明的对比为基础,抽象出一种普遍的结构。以本地人的视角出发,从高等级的陌生人学会礼仪、文化、政治,并为自己专有;同时对低等级陌生人加以教化,保持“陌生”。这种二元分立,加上第三方的转化似乎成为文明的深层结构,被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采纳。然而,文明发展的道路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原因何在?为便益的解释,可以套用结构主义的说法,同样的结构,不同的文化给了不同的表征。但这未免太过浪漫。我宁愿相信更为接近事实的说法,而非自圆其说的完美理论。“人类思想的一致性和深化的共同性,让我们宁愿‘迷信’:我们曾经同属一个大家庭,共同漫步在大地上”。人类陷于同与不同的迷思中,人类学者尤为如此。却因他们以超然的姿态,对这一点的自省也尤为深刻。
这幅图是文明的结构图,仅仅表明了一种理解文明的可能。至少,顾准带领人类学的文明研究进入了这样的结构。如果说有所继承,我想,顾准的思路启发人类学者思考文明的结构,文明通过制造等级来繁衍自己,高与低的陌生人接触,看似是不同人群的对抗与冲突。殊不知,背后的文明等级,早就已经注定好了。我们总是对文明的发展可能怀有这样那样浪漫的幻想,却不去甚至不愿意直接面对文明可能的结构。顾准的思想,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应该被重新估量。
(《中国人类学评论》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原文见该刊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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