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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读书｜对当代诗歌的展望，不谐和音与反常性（强烈推荐）(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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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一种攻击性戏剧效果( Aggressive Dramatik)。这种效果表现在众多更倾向于彼此对立而不是相互依附的主题和母题之间的关系中，也表现在这些主题和母题与一种不安定的风格铺展的关系中，这种风格铺展尽可能地让能指与所指相分离。但是这种戏剧效果也决定了诗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制造了一种惊吓作用，读者是其中的受害者。他感到自己不是得到了安定，而是受到了警告。虽然诗歌语言向来就是区别于普通的语言功能即传达信息的，但是除了个别例子——但丁或者贡戈拉——以外，这是一个极有节制和渐次推进的区别。突然，在19世纪下半叶，从这一区别中形成了通常语言与诗歌语言的极端差别，与晦暗的内涵、困惑结伴而行的一种过量的张力。诗歌语言具有了一种实验的性质，从这实验中涌现了不是由意义来谋划，而是以自身制造意义的词语组合。常用的词语材料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出自最生僻的专门用法的词语通上了抒情诗的电流。句子失去了肢干或者收缩为有意原始化的名词型表述。诗歌最古老的手法，对比与隐喻，以一种新方式被使用，这种方式绕开了天然的对比对象，强制实现了从实物层面和逻辑层面都不可统一之物的结合。正如在现代绘画中，变得自立的颜色结构和形式结构将所有的对象都进行了推移或者全然清除，以仅仅实现自身，在抒情诗中，自立了的语言运动结构，对与意义无涉的声响效果和强度曲线的需求也导致诗歌完全无法再从其言说内容出发来加以理解。因为其真正的内涵存在于外部与内部形式力量的戏剧效果中。因为这样的一首诗歌依然还是语言，但却是没有可传达客体的语言，所以诗歌就带来了不谐和音的后果，而感知诗歌的人同时既受诗歌吸引又为诗歌而困惑。
面对着这些现象，读者必然会产生反常性( Abnormitat)的印象。与此相应，现代的文学理论家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惊奇、诧异。谁若想令人吃惊、制造诧异，他就必须使用反常的手法。当然，反常性是个危险的概念。它会造成这种假象，即存在一个超越时间的常态。反复出现的情况是，某个时代的“反常”者往往成为了下一个时代的常态，也即实现了与时代的同化。而这一点必然不适用于我们在这里要阐述的抒情诗。对于这类诗歌的创立者来说，就已经不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兰波和马拉美不会再被一个数量较大的读者群所同化，直到今天都没有，尽管已经有多部关于他们的论著问世。不可同化性在最现代者那里也终是一个常见特征。
我们想启发式地使用“反常性”这个名称，就如对“正常”的使用一样。在不考虑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将如此一类灵魂状态和意识状态设立为正常，这种灵魂或意识状态可以理解歌德或者霍夫曼斯塔尔的某个文本。这样就有可能更清楚地识别出当代抒情诗中那些如此远离以上那种方式的诗歌创作以至于必须被称为反常的现象。“反常”并不是价值判断，并不意味着“堕落”，这不论如何大力强调都不为过。不加批判地赞赏现代诗歌创作的人总是习惯于对其进行捍卫，以抵御市民的有限眼光，抵御学院品位与家庭趣味。这种做法是幼稚的，而且也完全误解了这些诗歌创作的动力，并且证明了他对欧洲三千年文学的无知。现代诗歌（和艺术）并不是有意让人惊讶，也不是有意抵制。作为当代一个持久不衰的现象，它有权得到人们的认识。但是读者也有权从早前的文学中获取他的评价标准，尽可能地将标准定高。我们放弃以这样的标准进行评价，但是我们不妨用这样的标准来描述和认识。
【 读书|读书｜对当代诗歌的展望，不谐和音与反常性（强烈推荐）】因为我们对如此一类诗歌也是有可能进行认识( Erkennen)的，这类诗歌首先期待的并不是被人理解，因为按照艾略特的话来说，它并不包含“让读者的某种习惯得以满足”的意义。艾略特接着说道：“因为一些诗人在面对这种意义的时候会感到不安，因为这种意义在他们来看是多余的，他们看到，诗歌的强度有可能产生于对这种意义的挣脱。”这样一类诗歌是完全可以认识、可以描述的，即使在其中有如此大的一种自由在发挥作用，以至于认识至多能够确认这种自由，却无法再理解这种自由所达致的内涵。更何况这些内涵（这又是艾略特的话）在其意味中是如此无边无际，甚至连诗人自己对其作品的意义也是所知有限的。对这类诗歌的认识将其费解或者不可理解的性质接受为其风格意志的首要特征。其他特征也可以一一确认。认识是可以对自己抱有些许希望的，因为它所指向的是历史条件，是诗学技巧，是最为迥异的作家所用语言中不容否定的共同之处。最后，认识是跟随这些文本的多义性的，它本身融入了文本试图在读者那里推进的过程，亦即继续创作、不可终结、走向开放的释义尝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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