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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要道
济水在东晋之前一直畅通无阻，是中原的交通大动脉，所谓“浮于济、漯，达于河”，从济水、漯水可以到达黄河干流和众多支流、湖泊。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北进中原，曾利用济水西上，会晋定公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汉代之后，随着黄河对济水的一次次漫灌，济水渐渐淤塞。到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由于大旱，水道不通，桓温命人开凿巨野三百里，水师才得以进入济水，从而进入黄河。到了南朝刘宋时期，济水已经严重淤塞。隋炀帝开凿通济渠以后，济水中游已几近消失。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年届不惑的高宗皇帝在封禅泰山的路上，驻跸濮阳，问宰相许敬宗：“《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然？”“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唐高宗的疑惑，反映出济水当时的尴尬处境：济水已是涓涓细流，与漯水早已不相牵连，与黄河更是无法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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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圣地
《史记·殷本纪》记载，汤灭夏之后，回到亳，作《汤诰》。商汤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勤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地方就在四渎之内。为什么说“东为江”呢？这是因为夏商时期的“江”，乃指古沂水[4]。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古泗水。[5]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唐朝以前，江并非长江之专称。如《韩诗外传》云：“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其“江”与长江毫不相干。“西为河”，古黄河由荥阳北折向东北方流入海，白马、濮阳当时均在河东。“南为淮”，中原文化推进到淮河沿岸，是在商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此“淮”不是今淮河故渎。据载，今豫东地区古时亦有淮水。《春秋经》僖公十六年云：“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同年《左传》则云：“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杜预曰：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6]即今宁陵县南，古睢水之阴[7]。鲁僖公所会诸侯，其国均在今淮河之北，绝大部分在黄河两岸，且又由濮而“东略也，城鄫”，则此淮当流经陈留一带。这一地区的河流，自古均由西北流往东南，故此淮水约过商丘南。春秋时宋地有睢水，过陈留北、商丘南，东入泗[8]，如果近鄫之淮不是一条与睢水并行且相去不远的河流，就很可能是睢水之别名。[9]以上江、济、河、淮四渎之内，属《禹贡》“兖州”之地，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泰山以西，王屋山以东，聊城以南，商丘以北。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在春秋以前，黄河自荥阳以下，大体沿着太行山东麓北流，在今天津一带入海，大陆泽[10]以下，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加上干流自古以来就多泥沙，“善决、善徙、善淤”，倒是济水，为古人生活的理想之地。“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就是对济水水流平稳、惠济苍生的生动写照。《尚书·禹贡》说：“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是说济水、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就是古代九州之一的“兖州”，济水、黄河在这里有众多支流，被疏导为九条河道，汇聚成了雷夏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济水两岸特别是菏泽地区（汉唐时期在此设置济阴郡，辖11县，南至定陶，北至濮城）遍布先民生活聚落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秦、汉文化遗存，表明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济水和黄河一样，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三、济水文化的时代价值
先秦时期与黄河齐名的济水，历经两千年沧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如今在济源境内，济水源头还在，但水量不大，名称也改成了珠龙河。豫东、鲁西南的济水，河道早已荡然无存，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辨认。济南以东的济水故道虽然还在，但名称已改为小清河。研究这样一条似乎已消失的大河，还有什么时代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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