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禹治水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济水流域的聚落与人口数量随之剧增。今天的考古发现可以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证据。龙山文化遗迹遍布济水流域，不但证明了大禹治水效果显著，也证明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山东、河南、苏皖北部、河北南部的经济、文化以至政治中心。
王国维先生曾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7]济水流域是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夏商王朝的兴起地，研究济水，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夏商历史地理具有重大意义。
周、秦、汉、晋时期，济水沟通东西南北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研究济水，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先秦以来，济水两岸更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遗产，都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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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
夏商以来，有关济水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胜枚举，神话、传说、民俗、信仰口口相传，至今不衰。济水不仅是一条养育了两岸民众的水流，更是一条文化河，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在这些文化事项中，济水信仰、济水崇拜最值得关注。
早在周代，济水就与江、河、淮一起被列入“四渎”，享受周天子的祭拜。春秋时期，从诸侯到民间，济水信仰已深入人心。据《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邾国灭了须句（在今山东东平西北），须句君逃到鲁国。鲁国为此讨伐邾国，须句得以复国。鲁国之所以为了须句大动干戈，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诸侯小国都在济水流域东部，共同负责太皞伏羲氏和济水神的祭祀，可见济水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隋唐以后，由于泥沙淤积，济水中上游逐渐断流，但朝廷对济水的祭祀规格却不断提高。隋文帝时期，建济渎庙，设济源县，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宋徽宗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济水为“清源善济王”。每年立冬，朝廷在济源县祭济渎神和北海神，并派京城官员亲临现场。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济水被改为北渎大济之神。清朝规定，每遇重大事件，都要派大臣前往各地祭告五岳四渎。据《济源县志》记载，康熙登基，离宫出巡，封孝庄皇后为圣文皇后，荡平漠北，封孝惠皇后为圣章皇后，以及康熙五十、六十大寿，都曾颁诏并派使臣到济渎庙祭祀济渎神和北海神。可以说，一座济渎庙，就是一座文化宝库。
济源的济渎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济水的庙宇，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占地130余亩。庙内保存有唐、宋、金、元、明、清碑碣数十通，有很大的文化、艺术价值。如刊刻于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的“投龙简记”碑，记述了元仁宗时期钦差大臣周应极一行到济源祭水、王屋山祭天的详情。当时的祭祀程序是：先命道教大宗师在京城举行盛大的祭告活动，然后派出钦差大臣到济源的济渎庙和王母洞分别祭祀，并投沉玉符简、黄金龙各一对，以祭水、祭天。对于后人了解、研究当时的祭祀制度大有裨益。
宋代以来，朝廷祭祀山川一直沿袭着投送金龙玉简的传统，济源的“投龙简记”碑给予了很好的证明。令人欣喜的是，2003年7月，济源在整修济渎庙时，在龙池内发现了北宋时期宋神宗向济水神祭告时投沉的玉简，济源作为古时帝王祭水、祭天圣地更多了一件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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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
古济水源远流长，水质清澈，水流平稳，是四渎中的君子，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自然也成为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的绝好素材。从《诗经》开始，历代都有吟咏济水的诗词歌赋。《诗经·匏有苦叶》就以济水为背景，歌咏了一位年轻女子等待情人时又喜悦、又焦躁的心路历程。以唐玄宗封济水“清源公”为标志，历代文人雅士赞美济水不与浊流合污、至清高洁的诗词不绝于史。唐代白居易《题济水》云：“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宋代文彦博《题济渎》云：“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清代的尤侗《济渎》云：“众浊我独清，朝宗得其主。”更多的人，面对济水，托物言志，赞美其百折不挠、润泽万物，使济水成为文学之河、理想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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