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和曾巩，是唐宋时期的文学巨匠，也是当时重要的藏书家。仁宗时期，国家藏书有三万多卷，而欧阳修收集各类图书超过了一万卷，生活拮据的曾巩家中藏书更是达到了两万卷。可见，个人的文学修养与读书有着密切的关系，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实，古代图书出版并不发达，它经历了数次演变之后，方才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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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图书至少包括三个要素：符号、信息和载体。符号和信息由文字和图像等组成，记录符号和信息的载体，称为出版。《说文解字》认为版应该是“判也, 从片。”出版只是母本而已，载体材质的选择，对符号和信息的保存、移动、复制和传播有重要作用。最早的“图书出版”是口口相传。孔子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对先前的口传典籍进行整理，形成了经典的“六经”。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以口授方式专门传播儒家经典。这种口传的方式既对保存旧典的编辑，又是传播流通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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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期《墨子·明鬼篇下》提到:符号和信息“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 故书之竹帛, 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 后世子孙不得而记, 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 以重之。”墨子颇有建设性地提出了好几种图书出版方式。“书之竹帛”说的是用竹子或丝帛为载体制作的各类书籍。竹子具有加工简单、取材方便、成本低廉、不易朽腐等特点，削成狭长的竹片，叫做“简”，竹片编成的书，称“简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每天查看的简策多达一百多斤，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与简策类似，“版牍”也是最早出版的图书之一。版牍用的是薄木板，没写字的是“版”，写过字的成了“牍”。简策和版牍的相同在于，它们都是毛笔书写，写错了可以用刀刮掉再写。不同之处在于简策比较接地气，相当于简装图书，受到民间的青睐，版牍成本较高，类似于精装图书，只有皇亲贵胄才能用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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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长沙子弹库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帛书。它长38.5厘米，宽46.2厘米，共有九百多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帛书。先秦时期，常以“竹帛”并举。帛书是以白色丝帛为媒介，承载着书写记录的功能，只不过丝帛价格昂贵，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达官贵人。商周时期，钟鼎盛行。在青铜铸造的容器、乐器、兵器等器形上，铭刻“金文”，已是常态。金文坚固可靠，便于复制，还是一种特殊的出版方式。《金文编》中收录了3722个文字，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作为发展期的图书，简策、版牍、帛书与纸质书相近，金文向电子书靠拢，各取所需，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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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期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认为“以经籍去圣久远, 文字多谬, 俗儒穿凿, 疑误后学”，上疏要求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汉灵帝同意了蔡邕的建议。历时八年，蔡邕将儒家七部典籍抄刻成四十六块石碑，树立于洛阳开阳门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出现，受到了广大的儒生的欢迎。“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 车乘日千余辆, 填塞街陌。”蔡邕将规范的典籍雕刻在石碑上，公开展示，以便刊误、抄录、复制，是最早由官方主持和出版的标准文书。“汉立石经, 俾学者就近校正经文, 又可用捶拓之法取之以去”，熹平石经可以说是雕版印刷的雏形。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宦官蔡伦向汉和帝献纸，汉和帝大为赞赏，下令在全国推行造纸术。纸的发明和普及，为图书出版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纸轻薄可折，吸水性强，易于书写，这些特征远优于竹帛，因此，纸很快取代了竹币，成为图书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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