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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其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
何为“文化强国”？从产业、人文专家到企业界人士，都有各自的解读，但涉及文化产业，大家较为一致，那就是，光有文化产业的数字，一定不是“文化强国”最重要的标准。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文化强国的根本目标还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精髓还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最高价值诉求是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投资|文化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情怀，也要有创新精神】“文化强国会有着诸多衡量标准，文化产业只是其中一个。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需要情怀与改革创新的精神的，二者并不矛盾，在文化产业领域同样有价值体现。” 魏鹏举表示。
梳理最近几十年文化产业的变迁和投资主体的轮换，可以发现，文化产业的发展跟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同时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文化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微缩景观”
“与能源、地产行业不同，作为精神产品，文化产业既要有不同细分文化赋予的内涵，还要做好服务。不是说谁投资几个亿，三五年就能立竿见影有所成效，有些需要十年左右的投资周期。”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军认为，文化产业并不好做，投资大、风险高、投资周期长。
这种属性也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原始积累，其实是中国经济的“微缩景观”。从不同时期的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可以看到当时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产业。
作为文化产业最早的探索者，电影自1993年开始市场化尝试，并进入第一个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除了丁磊、陈天桥等互联网、游戏娱乐领域的富豪偶尔涉足外，渐渐风生水起的地产商成为文化产业的第一波助推者。
比如电影导演与地产商的捆绑。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张艺谋，从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到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不管是张艺谋商业电影的探索，还是艺术性的表达，地产商张伟平都曾扮演重要角色。
近些年被各地复制的西安“曲江模式”，最初也是地产商介入。一位熟悉此背景的人士告诉笔者，当时的管理者很清楚文化产业的独特属性，对于一些已经市场化的细分领域，政府可以出扶持政策，做引导基金，但不可能从财政拨出大笔资金进行投资建设，而是吸引地产等社会资本介入。
“管理者把游戏规则做好，否则，谁也不会来。社会资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城市管理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发展？土地价值的升值与收益可以去滋养文化产业的成长，从而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以及培养消费理念与市场。就跟养孩子一样，家长对于孩子教育上的投资，要的是未来几十年之后的回馈。”上述人士告诉笔者。
“曲江模式”加之陕西文化资源、消费、人才培养、投资基金等方面的崛起，使得陕西数次进入“中国文化产业指数”、“中西部文化产业指数”等排行榜的前十名与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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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商进军文化产业的典型，还有万达的王健林。缘于政策赋予的机遇，万达集团2006年进入自有院线品牌时代。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借助地产优势，迅速扩张的万达院线与万达电影成为万达集团旗下重要的支柱产业，万达院线一直稳坐中国院线老大的位置，收入一度占据中国院线收入的半壁江山。
而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影视娱乐传媒公司2009年的上市，以及《文化产业振兴计划》等文件的发布，引导热钱涌入文化产业领域，享受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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