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未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诗集,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手奇)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
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创作背景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
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
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思想内容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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