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战士。20世纪30年代，他发起组织“一八艺社”，积极参与左翼美术运动，抗战爆发后又投身抗日救亡最前线，领导“鲁艺”木刻工作团，在“炮火连天、冲锋肉搏的血阵里”以艺术为刀锋，肩负抗日救亡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创立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广州美术学院，数十年孜孜不倦地活跃在美术教育最前线。
日前，由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启幕，展示胡一川各时期重要代表作品和珍贵文献约五百余件，其中许多重要历史文献经胡一川研究所近年挖掘整理，系首次公开展出。
那么，作为艺术家的胡一川为何毕生“站在人生的前线”？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驱使他在战士和艺术家双重角色之间自由切换，借助历史文本和艺术文本，或能释读“战士”胡一川和“普通人”胡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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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线去》，1932年，黑白木刻，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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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1983年，胡一川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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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镣》，195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歌咏与木刻
革命的浪漫主义
1910年，胡一川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一座客家土楼。他九岁那年，母亲被鼠疫夺去生命，之后他带着幼年的弟弟踏上了远漂南洋投奔父亲的路途。在那里，他遇到了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美术老师陈承惠。耳濡目染之下，孩提的胡一川对油画和水彩画便有了朦胧的感性认识，开启了他日后的美术之路。
“歌咏和木刻都是目前有力的文化工具，我应该负起责任来完成它独特的使命”“我老是喜欢沉醉在优美或雄壮的歌声里，它会予我无可限量的鼓舞”。美术与音乐是胡一川毕生最重要的事业和爱好，在其奉献给艺术与革命的一生中，木刻是他最犀利的战斗武器，音乐则是他最好的艺术催化剂。胡一川喜欢音乐，除了唱歌，他还拉小提琴、弹吉他、弹钢琴……音乐像是他的精神伴侣，帮助他战胜艰难困苦，让他积极乐观。
充满“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的胡一川从拿木刻刀开始，就认定木刻是“民族解放、生存斗争的武器”。创作于1932年的木刻版画《到前线去》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力和独特的表现性语言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被公认为中国新兴木刻的经典之一，同时被收录进美国的教科书《与艺术共存》。这幅深受德国版画家梅菲尔德影响的作品，真正体现出中国现代木刻的极致水准。刀法泼辣、奔放，作品造型夸张、线条粗犷有力，饱含着瞬间迸发的热情，画中那挥舞手臂、呐喊到前线去的年轻人——正是20岁的胡一川的真实写照。
“到前线去”的呐喊，也跟胡一川对音乐热爱紧密相连。除了拼命推广木刻运动外，胡一川又以极大热忱用他的歌喉投入歌咏运动。他既是民众馆歌咏团的总指导，又到青年会的歌咏团去编队，除了把报社字房的工友组织起歌咏队，还到星光歌咏团、教育馆的军训团、印务公会，甚至到妓女的识字班去教唱《示威歌》《义勇军进行曲》。当年，青年会歌咏会出版的《雄壮歌声》就是用木刻《到前线去》做封面。
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告诫木刻工作者必须改变自己的审美趣味，要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木刻作品。“不但要注意分别出中国人的眼神、鼻梁、表情和姿态与外国人的不同，就是在国内各种人物的性格，某时某地的人情风俗，住所、服装、用具、生活习惯等都要特别留心。”悬挂在延安毛主席窑洞会客室墙上的套色木刻《牛犋变工队》出自胡一川之手，英国采访人员斯坦因看后连连赞为“木刻天才”。
创作欲望与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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