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建华
时光何其匆遽，转眼百年就要过去了，我的脑际经常萦回着这样的画面：那个端庄肃立在石鼓书院前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发出诚挚的告诫——“不管现在的境况如何，这个大国的国民都不会永远地沉睡下去，而现在他们正在走向觉醒。”
名叫常盘大定的这位日本人，明治三年（1870年）生于宫城县。与中国历代名士一样，他也有一个晚号“榴邱”，估计是他比较中意的一个地名。少年时期即笃信佛教，属真宗大谷派，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行迹与事功。17岁入仙台道仁寺，29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历任中学和大学教师。昭和六年（1931年），自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后任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兼任东洋大学教授。昭和十四年（1939年），主持浅草本愿寺兼大谷派本愿寺东京分支机构事务，同年创立日本佛学院并任院长。昭和二十年（1945年）圆寂，享年75岁（一说76岁）。
文章插图
1921年冬天，常盘大定（左一）在湖南考察留影。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但凡关注汉传佛教及古建筑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常盘大定，一方面缘于其宏富渊博的著述，更缘于其涉足中国南北各地的屐痕。据说他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5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于先驱者。第一次来华是大正九年（1920年）9月至次年1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地，考察对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
大正十年（1921年），写作出版《访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随即开始第二次访华，时在当年9月至次年2月，期间到了湖南长沙、南岳、衡阳、宁乡四地。“他的旅行可谓大胆而冒险，闯入一个又一个危险区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朋友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而“他说他有佛祖庇护，所以丝毫未曾介意”（启明会评议员泽柳政太郎博士序语）。
常盘大定此行专程来衡阳，主要就是考察石鼓书院，事前的功课来自南宋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
“石鼓书院位于回雁峰下的石鼓山（按：此处有误，石鼓山与回雁峰相距两三公里），正当与蒸湘（二水）相汇之要处。唐代刺史齐映在山阴处建一合江亭。元和年间（806－820年），士人李宽在山巅建屋，读书其中，这是书院兴起的原因。时至宋代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请愿建立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集贤校理刘沆上书请愿，得到朝廷的敕额，这便是公认石鼓书院的起源。以后，院址稍向东移成为州学，其后一度荒废。淳熙十二年（1185年），这座具有历史背景的书院，由部使者潘侯（潘畴，字德鄜）在旧址上建屋数间，榜以旧额，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接任的使者宋侯（宋若水，字子渊）进一步扩大规模，一切均照国子监之规，始得印书，择郡县秀才以充之。”
他特别指出：“朱子（朱熹）受邀为书院作记，更是令书院闻名天下……为处士之学吐出万丈气焰。”
他甚至不无欣喜地说：“这一次旅行中，我居然见到了四种神禹碑。归德府（商丘古城）衙门见到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岳麓山顶峰，第三个在石鼓书院内，第四个在南京栖霞寺的后面。另外听说大别山里、会稽山里也有，此外也一定还会有很多。”如此天下有名的神禹碑，相传是大禹治水后刻在南岳山崖而流传至今的。因为充满了各种神奇诡谲的传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曾到岣嵝峰寻找过，刘禹锡的诗中也有这块碑的字句。然而真正见过这块碑的人，直到南宋嘉定年间才会出现，四川人何致偶然间撞了大运，将它拓印而见诸天日。常盘大定文中并没说明此碑存放在石鼓书院的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块拓碑，是在石鼓文化广场通往石鼓山的栈桥上，2007年重修书院时专门打造并建了一座禹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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