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插图
2020年英国皇家歌剧院《费德里奥》公演海报
二、《费德里奥》中的时代回声贝多芬身处19世纪初飘摇动荡的欧洲社会之中。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动荡还未平息，1806年，在拿破仑的勒令之下，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灭亡。维也纳人贝多芬有机会了解法国大革命，包括攻占巴士底狱以及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同时，贝多芬也直接接触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音乐。三十岁的贝多芬深知：如果能够抚按时代的脉搏，又能成为名利双收的歌剧作曲家，这是最佳的道路。而此时，维也纳乃至欧洲歌剧院中都在发生变化。当时维也纳缺乏一些本地的歌剧人才，但是从1802年春季开始，从巴黎进口的歌剧已大大弥补了这一不足。凯鲁比尼（Luigi Cherubini,1760-1842）和梅哈尔（étienne-Nicolas Méhul,1763-1817）的歌剧变得非常受欢迎。社会政治在音乐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歌剧中“文以载道”的古希腊神话、英雄救美套路的传奇小说不再吃香，而起源于大革命源头的巴黎的“拯救歌剧” （注：一种歌剧体裁，受迫害的一方总能在悲剧的最后一刻被拯救）迅速风靡。法国大革命是贝多芬心中影响最大的社会事件。因此，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拯救主题，不仅是当时巴黎、维也纳的“时髦”题材，也真正切合了贝多芬内心的题材要求。“拯救歌剧”的精髓实质来自于法国大革命，跌宕起伏的社会环境与忠贞的爱情相互结合，结果就形成了“美女救英雄”的剧情。贝多芬亲眼看到了拯救歌剧在维也纳受到的欢迎。凯努比尼的《两天》（Les deux journées）和斯蓬蒂尼（Spontini，1774-1849）的《贞节的修女》(La Vestale)成为贝多芬模仿的基本模板。贝多芬的助手兼早期传记作者安东·辛德勒(Anton Schindler，1795-1864）评价贝多芬说：“革命在他心中扎根，并扩散到他全身最后随着他而结束”。
贝多芬是崇尚英雄的，但他的英雄并非古希腊的神性拯救者，而是时代的引航者。因此，“拯救歌剧”恰巧应和了贝多芬内心的需求。贝多芬按捺不住，急切地接受了可容纳近2000人的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的邀请，根据合约，贝多芬并搬入了剧院提供的公寓之中。贝多芬选择法国人布依（J.N.Bouilly，1763-1842）的小说《莱奥诺拉或夫妻之爱》，邀请剧作家松莱特内尔（J.Sonnleithner，1766-1835）将剧本翻译成德文。夫妻二人因为“政治观念”而受人迫害，而开明君主则施以宽容。所谓的反面角色只是监狱长。因此，“营救”让人更容易想起巴黎巴士底狱的那场营救行动。由此可见，营救不只是爱情的结果，更是维护正义的行动。
三、《费德里奥》中的人格声音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说告诉我们：“人在说话，话也在说人。”贝多芬的真实自我，与作品中的叙述自我是否心声相通呢？贝多芬是否将自己的情感纠结注入到音乐作品中？《费德里奥》是否贝多芬这一时期的情感代言呢？这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自巴赫之后，作品中逐步反映作曲家的心路历程成为一则新的传统。作为戏剧类体裁，歌剧的人物与戏剧情节，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尤其是贝多芬，崇尚英雄主义，但也始终心怀浪漫主义情愫。动人忠贞的爱情融入时代风云之中，对于贝多芬而言是最佳的选择。
《费德里奥》描写了一段完美的女英雄拯救丈夫的故事，贝多芬在长达十几年的创作修改过程中，是否有感同身受的自我声音呢？从歌剧第二幕开始，深处地牢的男主角弗罗雷斯坦，声嘶力竭地呼唤着光明，他的眼前一片漆黑，渴望自由，更渴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拯救他。作为歌剧中的主要人物，作为妻子莱奥诺拉拯救行动的中心，弗罗雷斯坦的出场牵动了所有观众的心。贝多芬对这段咏叹调高度重视，曾先后修改了16遍之多。贝多芬通过剧中的人物表达自己的心声：追求自由，渴求爱情。在《费德里奥》中出现了贝多芬1801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在我生命的春天，我的幸福从我身上飞过。”歌剧中弗洛雷斯坦和列奥诺尔的这些话，与他自己的话相呼应，被固定为他歌剧中分裂的情感中心。通过结合贝多芬人生经历和对歌剧中部分重要唱段的分析，一个内心充满炽热却又充满了复杂矛盾感情的贝多芬展示在我们面前。
推荐阅读
- 张乐平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特展——绘事春秋
- “钢琴诗人”傅聪：贝多芬像杜甫，舒伯特像陶渊明
- 白石再见雪个——纪念齐白石诞辰156周年主题活动
- 挖掘弘扬乡贤文化 增强地方文化自信 瑞安举行虞廷恺诞辰140周年纪念座谈会
- 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以书法之名缅怀伟大领袖
- 王洛宾诞辰107周年：三毛痴恋的“西部歌王” 罗大佑与齐秦的偶像
- 汝南县举办迎接建党百年诞辰暨庆元旦文艺汇演活动
- 文献纪录片《卓越的恩格斯》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 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听雨轩》诗歌《二首》
- 毛笔颂——纪念毛泽东诞辰（作者：进静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