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中去意识自己，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本质。歌剧中，男女主人公失而复得的爱情，一定程度上象征性地调和了贝多芬本人相互矛盾的情感。贝多芬的多重悲惨处境在他的歌剧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但这并非简单的“罗曼史”，为了爱情而拯救，而是有至高精神追求的方面。贝多芬作为有意识地将“人文精神”注入音乐创作的先行导师，歌剧中探讨的问题的确是社会的反映。1920年，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布索尼（1866-1924）认为贝多芬“将人性维度首次带入音乐” （《论音乐的统一性》）而杨燕迪教授也认为这里的“人性”其实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精神的平等与解放意识，只能来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代性感召”。 （杨燕迪，《文汇报》“笔会”2020年8月30日）正因为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当贝多芬在逝世的前几周将歌剧的乐谱交给好友辛德勒时说：“在我这些所有的 ‘儿女’中，这一部（指《费德里奥》）是我最难产并且给我带来最大痛苦的，因而也是我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相比，我认为这是最值得保存的一部作品，是一部可以用作艺术的科学”。
四、《费德里奥》中的未来之声
《费德里奥》的历史地位也在于其预示了贝多芬未来的音乐风格。这部歌剧开启了这位作曲家的音乐戏剧之路，虽然之后的歌剧创作都未真正成型，但贝多芬在戏剧配乐《科里奥兰》《艾格蒙特》《雅典的废墟》《斯蒂芬王》中依然施展了音乐戏剧的技巧。
歌剧终场的合唱中，监狱里的囚犯获得了自由，赞颂“开明君主”的仁政。这一场景不论在音响效果、风格、结构上，都表达出“兄弟”之间博爱的友情，让我们听到了贝多芬伟大杰作《第九交响曲》（合唱）的先声。交响乐与人声的结合，是贝多芬的创举，在《费德里奥》中贝多芬已经尝试过两种音响结合的效果。人们在交响乐的伴奏下合唱“欢乐”的旋律，作为拯救者的部长的歌唱穿插其间。监狱本都是男性囚徒，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兄弟联盟”，他们在第一幕中共同演唱了《囚徒合唱》尽显团结精神以及对自由的渴求。
由此，在《费德里奥》音响世界中，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中。这一切鼓舞了贝多芬的后人，尤其是全面激发了德奥的艺术文化。
《费德里奥》之后，韦伯的《魔弹射手》《欧丽安特》和《奥伯龙》[Oberon]，施波尔[Louis Spohr]的《耶松达》[Jessonda]，马施纳[Heinrich Marschner]《吸血鬼》[Der Vampyr]和《圣殿骑士团与犹太女》[Der Templer und die Jüdin]，逐步形成了德语歌剧的繁荣景观。这十年间的德语歌剧与国际上大获成功的罗西尼歌剧构成了竞争关系。而《费德里奥》在1822年在德国的再次上演也进一步将这部歌剧推至欧洲的巅峰。1829年，16岁的瓦格纳在家乡莱比锡观赏了《费德里奥》，更震撼于费德里奥的扮演者，女歌手威廉明妮·施罗德-德弗里恩特[Wilhelmine Schr?der-Devrient]的表演。瓦格纳坦露观赏《费德里奥》“这一事件的重要地位无可比拟”。 （瓦格纳《我的生平》）这部歌剧也的确成了伟大作曲家瓦格纳的启蒙之声。
【 费德|贝多芬诞辰250年︱《费德里奥》：“拯救歌剧”的时代回声】今天来看，似乎《费德里奥》四部序曲的上演率高过歌剧本身，但这部歌剧今天依然拥有生命力。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直接洞见贝多芬音乐戏剧思维的作品。而这部作品所创建的德语严肃歌剧的传统，以及歌剧音乐中阐释深刻社会话题和人生哲理的追求，也不断地提升了《费德里奥》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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