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欧阳修说咱君子结党 包拯给他点赞( 二 )


宋朝的小圈子很多,组成朋党的名目也很多,比如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比如政见相同的,还有一个特殊的圈子,就是 " 同年 "。这个同年不是说年纪,而是指同一年考上进士,有点类似亲同学。
宋朝人就总结过," 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
文彦博之后入相的是韩琦。他和包拯是同年,都是天圣五年(1027 年)榜的进士。前面说了,文彦博也是同年。宋仁宗说文彦博朋党时提到的那位吴奎也是这几位的同年。
天圣五年榜的进士群体,在大宋朝中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包括两名宰相在内,一共出了七名执政。
正是在文彦博为宰相时,包拯在京师站稳了脚,当韩琦为宰相时,包拯则一路升为枢密副使,拥有了宰执的身份。可见,有同年帮衬,这官路会少了许多坎吧。
不过就在包拯一路高升时,却遭到了欧阳修的狙击。
包拯弹劾人的能力确实出众,宋朝掌管全国财务的 " 计相 " 为 " 三司使 "。结果,连续两个三司使都被包拯弹劾罢官。于是宋仁宗就让包拯接这个位置。
这时候欧阳修就作文《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判他," 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 言下之意就是包拯为了这个位置才弹劾前任。
因为欧阳修说:" 当避嫌疑者也。" 于是包拯就躲在家里以图避开皇帝的任命。说句闲话。包拯弹劾掉的前任,和欧阳修一同编撰过《唐书》,算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朱熹想问苏轼:
你们到底争个啥
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所以被列入 " 欧门 "。随着苏轼的成长,他的弟子也多起来,于是就有了 " 苏门 "。
这虽然是一个文学与经学传承的小圈子,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后朝野震荡,党争你死我活起来,志同道合的 " 苏门 " 就被看成是志同道合的什么党了。
王安石、司马光这新旧两党魁首去世后,旧党主政,但是也分裂了。相继出现洛、蜀、朔三党。而这三党,实则没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文人意气之争。
蜀党其实是莫名其妙就起来的。当时苏轼和洛党的领袖程颐不对付,洒脱的苏轼自然看不惯程颐那种拘礼之人,于是嘴皮子一个顶十个的苏轼常常埋汰程颐。
程颐没说什么,但是他的弟子不干了。朱光庭从苏轼的文字里挑毛病,弹劾他不敬先帝,要求给苏轼治罪。
苏轼也没说什么,可是他的朋友不干了,说朱光庭 " 假借事权以报私隙 …… 恐朋党之弊,自此起矣。" 得,好不容易消停的党争又起来了。
双方呼朋唤友,在朝堂之上大肆互相攻击,苏轼的弟子们悉数卷入,尤以秦观和黄庭坚所受攻击最多,随后推波助澜互相攻击的人越来越多,遂乌合而成蜀、洛两党。这一次史称 " 洛蜀党争 ",也就是从学术上的对立被引入了政治斗争因素。
对于这次党争,朱熹早就想问了," 东坡与荆公固是争新法,东坡与伊川(程颐)是争个什么?"
这场党争没有胜利者,双方干将都被逐出朝廷,苏轼更是再无归京之时。
苏轼说:君子是斗不过小人的
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段前后,苏轼写了《续欧阳子 ( 朋党论 ) 》,他说," 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 理由很简单,君子嘛,都太道德自律了。
所以欧阳修的《朋党论》是认为朋党是客观存在的,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党。而苏轼则认为应该禁绝一切朋党,因为 " 君莫危于国之有党 "。
苏轼的这个《续朋党论》并不为天下人所熟知,一是文章本身因为是论事所以文采不够斐然,而更主要应该是他一下子连皇帝都影射进去了。他关于小人为何能得势的解释是这样的,
" 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
而且事实上,欧阳修在年轻时候因为一腔热血而作的《朋党论》,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满,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给皇帝上了《论小人欲害忠贤必指为朋党》一篇长疏,说,朋党一说,不过是小人为了打击君子而采取的手段罢了。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