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给“理想国”写的推送文章里说，“‘小花旦’这个名字是源自粗糙的自我发问：性少数者在工人群体中是怎样的生活的”，但我内心是不想把“性少数”作为焦点的。虽然他看起来像是性少数者，但他也许只是娘娘腔、异装癖，也许是同性恋。我始终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小花旦是谁？这可能要读者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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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黑摄。据她猜测，这些套在晾衣架上的塑料瓶是为了保护杆子不发霉。
新京报：从《空响炮》到《小花旦》，有人评论你在语言上和叙事技巧上成熟了，你怎么看待这两年写作上的转变？
王占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缓慢成长的过程。如果以前更多是直觉式的记录和表达，现在我大概知道写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就像游戏打到新的阶段，游戏升级了的感觉。无论是处理的题材，还是写作的难度，我感觉都在往上提。当然，我也会害怕自己处理不好，但又有信心去处理。
对于创作者来说，出版和写作之间总归有一个“时差”的问题。我的前两本书（《空响炮》与《街道英雄》）其实是在大学时候写完的，到了2018年得奖那会儿，《小花旦》这篇也已经完稿。今年出版之后，我再回头去看，还是会觉得《小花旦》粗糙了一些，有些我本人的观点和想法没有克制住，借人物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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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黑摄。王占黑说，这位小哥身上的这句话简直厉害过“内卷”一词。衣服上写着，“BE A WARRIOR, NOT A WO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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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不再用直觉创作，
“好看”的东西就会变少
新京报：刚才我们提到，创作始于直觉式的表达，但如果想要表达的都表达完了，那还要写什么呢？你有这个困惑吗？
王占黑：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创作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开始的。那种创作最开始是一种冲动，也确实是直觉式的表达。直觉这个东西肯定是会用完的。当直觉跟创作的冲动用完之后，要持续进行下去，就只能更多地依靠耐心和意志力。
但是，我也会预感到，当创作者不再用直觉的时候，那种好看的东西会变少，就像很多音乐人做的唱片，一开始的那两张总是特别受欢迎。当他后期转入比较自我的，跟自己较劲的状态时，许多人就会说听不懂、不好听了。
之前我给惘闻的《八匹马》写过一篇短评。我在里面提到过，“我曾经为《八匹马》和人吵过架，对方是听过巨量音乐的朋友，他对《八匹马》表示出了不屑于谈论的失望”。对于任何创作者而言，前期更为野生的、直达人心的宽阔是不常有的，更是无法长久保存的。创作者终将从众人都望着他、理解他，以他为自我参照的那束光里离开，走入自己也并不确定的曲径。
对我来说，从直觉式的表达到有意识的创作，就像是一队人在一艘宽阔的大船上坦荡前行，创作者却在某个深夜带上为数不多的行李悄然下船，只靠一条木舟继续沉浮。从那时候开始，创作才真正成为属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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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摇乐队“惘闻”的《八匹马》专辑封面。
新京报：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驱动力，让你持续地创作下去？
王占黑：主要还是自己去体会自己的更新跟变化，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是自己不断地去感受自己，然后被这种感受所指引着去什么地方。这也是因为，写的过程只有自己知道，它可能会让人痛苦或者让人兴奋，但它一定会给你指出一个具体的方向，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往前走。
前几天，我和一个朋友吃饭，她说起最近去上瑜伽课的经历。大概是讲在瑜伽课练习的时候，老师跟她说，“不要去看别人的姿势，姿势没那么重要，关键是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到拉伸的力量。熟悉姿势的人，反而更难找到那种力量”。这句话莫名地击中了她，让她很想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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