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写着“敷已”两个字的敦煌残片,是徐州工程学院的朱若溪注意到的。
那是几年前,她还在浙江大学读博士。在翻阅《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时,她发现一个编号为“北敦2301号”的敦煌残卷,卷首贴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只有“敷已”两个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个敦煌卷子抄写的是《金光明经》卷二,对比传世文本可以知道,其中并没有“敷已”二字接连出现的情况。她想,这张小纸片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脱落下来的,也许来自裱补在卷子背面的废纸——古人常把废弃的旧纸用作裱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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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敦11018号+北敦11731号+伯5019号《孟姜女变文》缀合图资料图片
她的导师张涌泉看到这张纸片时,脑子里跳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一段话:“佛告具寿阿难陀:‘汝可于此树下,为我敷座。’时阿难陀受教敷已……”这里的“敷”有“铺设”之意,“已”表示完成,后面一句是说,阿难陀根据佛的吩咐铺设好了座位。仔细揣摩这张残片,“敷”字前还残留着一点笔画,很像“教”字的下半部分。这张残片会不会来自《金光明最胜王经》?
顺着这个思路,朱若溪开始排查。查到“北敦3894号”敦煌卷子时,有了线索。这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其中一处残损,“教”字只剩了上半部分,将那张写着“敷已”的残片填充进去,刚好就可以连成“时阿难陀受教敷已”。不仅上面的“教”字能拼合起来,就连纸片右侧残存的墨迹也有了归属——来自前面经文的“陁”“汝”二字。
这种拼合,学者习惯称之为“缀合”。对敦煌残卷进行系统全面的缀合,哪怕是片纸只字也不轻易放过,让“孤儿回家”,让“亲人团聚”,这是近10年来浙江大学张涌泉团队的主要工作。他们的研究显示,超过25%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
汇集敦煌残卷,拼接起古代文明
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残缺不全,有学者统计,比例超过了90%。
“这种缀合工作是我们正式做研究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对于缀合,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学大家、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曾有过这样的论断。
缀合,是敦煌文献研究的基础。系统全面的缀合,需要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汇集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难有这样的条件。20世纪30年代,姜亮夫和王重民、向达等中国学者曾到欧洲抄录、拍摄敦煌卷子,但终究无法将海外敦煌文献全部“搬运”回国。那时,中国藏敦煌文献也尚未完全公布。如今,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四大馆藏敦煌文献大多已经公布,系统全面的缀合具备了基本条件。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新朋在跟随张涌泉读博士时,梳理过最晚公布的俄藏敦煌文献,一张未定名的残片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张残片的正面,还剩9行字;背面是很不完整的图画,左侧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右下像城池的一角。这让他想起了许多知名敦煌学者曾经讨论过的法藏“伯5019号”和国图藏“北敦11731号”,那两张残片也都是一面文字、一面图画,有学者将它们缀合在一起,定名为《孟姜女变文》。这个编号为“俄敦11018号”的残片,从正面可以识读出“遂共其妻执别”“丈夫须慷慨”等文句,或许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有关。
缀合的结果,证实了张新朋的判断:将“俄敦11018号”置于“北敦11731号”的左侧,不但残片正面分离的文字可以合而为一,背面原本断裂的山峰、河流也都得以接续。
“将这3张分藏在俄、中、法的残片缀合后,我们恍然大悟:正面部分不是像大多数古籍那样从右向左读,而是应该从左向右读,依次讲述了夫妻话别、丈夫服役、客死他乡的场景;背面描绘的是修筑长城的情景。图文结合,保存了‘变文’这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典型范式。”张涌泉回忆,“20多年前研究伯5019号的缩微胶卷,因为文字严重残缺,胶卷卷面又很暗,难以卒读。这3张残片的成功缀合,不仅恢复了一个初步可读的变文文本,而且使我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重构变文讲唱的场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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