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唱新歌也深受群众欢迎。每逢农历三、六、九，广安当场天的白天和星期六的傍晚，院内的露天舞台上下，一片欢腾。舞台口摆着大歌单，教歌员站在台前，用长长的教棍指着，一句一句教唱新歌，下面围着一大群人，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唱。唱的都是当时最新潮、刚刚开始流行的革命歌曲，多是收音机刚播放的新歌，唱得激情澎湃，气壮山河。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学唱最新的电影歌曲。新上映的电影刚刚看得人心花怒放或情思绵绵，里面优美的歌曲撩拨得人无不想跟着一展歌喉，可是心痒痒地想唱，却旋律和歌词都没记全。这下好了，不但台上有大歌单，每人还能得到一张油印的小歌单，台上还有老师教唱，大家学得特别用心，一个个唱得情真意切，声情并茂。
那年头，无论男女老幼，看电影都是最向往、最热衷的事情。据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安就开始有电影放映，先是黑白无声片，观众只能从银幕上的说明文字和放映员的解说去了解电影内容。到抗日战争后期，广安民众才看到黑白有声电影。那时放电影都是民营，基本都是晚上在露天场地放映。新中国成立后，县里组建了四个电影队，分片区在广安城乡放映电影。广安城内放电影都在这文化馆里面，坝坝电影，买票入场。我平生最先看到的电影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这文化馆的坝坝里。观众自带板凳，愿近距离看的，带矮点的凳子坐前面；愿远一点看的，就扛来高板凳坐后面。不少小孩儿懒得带板凳，就挤在最前面席地而坐。最早是单机放映，每放完一盘胶片，就得停下来，换上新的一盘胶片再接着放。换片时，银幕上用幻灯机打出“换片”二字，我就仰头望天，只见幽蓝的天幕上，繁星闪烁或是月牙儿高挂,于是我的思绪就从电影情节中回到现实。虽说每次换片停顿的时间不算长，只一分钟左右，但一场电影中间停顿那么三四次，让人很不爽。后来双机放映了，一台放映机放完，另一台早就装好胶片的放映机立即接着放映，观众终于可以一气呵成看完一场电影了。但看电影最怕中途下雨，若雨小，放映机上撑伞，观众就坚持着看完；若雨下得太大，就得第二天补看。还记得我五、六岁时，姐姐带着我，扛着板凳，到这里看大人们津津乐道的《夜半歌声》。宋丹平被毁容后的镜头一现，姐姐低下头不敢看，并把我的眼睛紧紧捂住不让看，说是吓死人，看了会做噩梦。
1960年，县里成立了电影公司，将三圣宫的大殿改造成了电影院，于是广安有了最早的室内电影院。那电影院相当简陋，木条条牛肋巴长椅，每条椅子坐七八个人，每个座位靠背的木方上写着号码，让你对号入座，全场能坐好几百人。大殿里凡是能透光的地方都用挡席和黑布遮着，于是白天也就可以放电影了。当场天和星期天都要放午场，倘若有特别好的影片，常常是一场连一场地接着放。每场电影放正片之前，往往先是用幻灯在银幕上放一些最时新的配有图画的标语口号，接着放一部约十几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第××号，然后再放故事片。少年时代，这里最吸引我，只要想方设法凑齐了学生票价的8分钱，就兴冲冲地跑到这里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
1965年，广安大东街南头，一座当时堪称宏伟而规范的新电影院落成，于是文化馆里的老电影院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不久，三圣宫大殿也被拆掉，建了电影公司的办公楼和宿舍。
靠文化馆后门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也是广大民众爱去的地方，人们到这里借书或阅览报刊，常常门庭若市。少儿阅览室更是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这里不但让小读者借书、看报刊，还常常举办读书心得讲演会、英模报告会、科学讲座和智力测验等活动，小读者和家长们非常欢迎，争先恐后踊跃参与。
改革开放之前，篮球恐怕是群众参与最广泛的体育活动了，上场打球或在场外看球，都是当年为数不多的能令人愉悦的事情。那时，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都有自己的篮球队，经常举行篮球锦标赛或友谊赛。然而，除几所中学外，全城正规的篮球场却没有几处。于是，文化馆内的篮球场内，常有人在这两个球场上打球，各单位也常组织自己的球队在这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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