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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游皇城”事考——对元代一个演剧场合的考察( 四 )

伞盖场合教坊演剧


《元史·礼乐志》的乐队部分载有一种队舞名曰“说法队”：
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僧伽帽，服紫禅衣，皂绦。次妇女一人，服錦袈裟，余如前，持数珠，进至御前，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隐士冠，服白纱道袍，皂绦，执麈拂；从者二人，冠黄包巾，服錦绣衣，执令字旗。次五队，男子五人，冠金冠，披金甲，锦袍，执戟，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金翅雕之像，舞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六人，冠五福冠，服錦绣衣，龙笛六、觱篥六、杖鼓四，与前大乐合奏《金字西番经》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萨冠，服销金黄衣，瓔珞，佩绶，执金浮图、白伞盖，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五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翠菩萨冠，服销金红衣，执宝盖，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青螺髻冠，服白销金衣，执金莲花；次男子八人，披金甲，为八金刚像；次一人，为文殊像，执如意；一人为普贤像，执西番莲花；一人为如来像。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礼乐志》所载与之并列的还有乐音王队、寿星队、礼乐队，这三种队舞明确规定表演场合，分别施之于元旦、天寿节、朝会。但说法队却没有表演场合的说明。从内容看，藏传佛教的色彩很浓，参加的九队乐人中，只有第四队与道教有关，其他都与藏传佛教有关。在第八队中还引人注目地出现白伞盖。但从表演形式上看，说法队的队舞与其他队舞一样，是一种自来相传的大曲队舞，属于礼乐雅乐的范畴，还算不上杂剧。但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杂剧中早就出现了有关密教的内容：
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御史台承奉中书省判札付据宣徽院呈，提点教坊司申关，八月廿五日有八哥奉御秃烈奉御传奉圣旨道与小李，今后不拣甚么人十六天魔休唱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四天王休装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如有违犯，要罪过者，钦此。
这说明，至迟在至元十八年前，教坊司的乐人已经在排演含有十六天魔、四天王以及骷髅 头形象等内容的剧目。这些内容明显是来自密宗。
显然，至少在至元十八年前，这些杂剧剧目出现在游皇城的活动中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
元代的游皇城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抬神游行，二是伴随演剧活动。大都游皇城所抬佛像坛面达360座之多，还有引人注目的白伞盖。白伞盖、帝坐、万岁牌等其实象征着已经神化的世俗权力，故而也属于神像的一种。
游皇城的上述两个特征来自汉地祈神赛社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游皇城的队伍中除了佛像外，还有关羽神像，充满藏传佛教色彩的白伞盖、佛像坛面和汉地关公像共处一队，虽然在我们后人看来是奇特的一幕，但却颇为符合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文化多元的现象。
元代礼制多糅杂蒙、汉、藏等多种因素，游皇城可为显例。从“国师”角度看游皇城是一场佛事，而在汉地百姓看，则是一场由朝廷组织的皇家祈赛活动。祈赛活动在宋金已颇为活跃，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宗教势力得到空前发展，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宗教活动勃兴，游皇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游皇城背后，是各类规模不等祈赛活动的广泛盛行。随着元朝的灭亡，藏传佛教失去独尊地位，游皇城等作为异民族异文化的“前朝故事”，很快在后人的记忆中消失，它对杂剧的影响隨之烟消吞散。只有在历史的残章断简中，我们才可以依稀看见它曾经有过的异样的色彩。但以游皇城为代表的各种宗教活动，作为元代戏剧的重要演出场合，与元代戏剧的勃兴之间的关系仍值得深入探讨。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探究游皇城作为一个演剧场合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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