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这是钱基博所撰《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开头部分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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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的近代史，王闿运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他是咸丰七年的举人，虽然以后不曾再中进士、点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却远胜过那些并无籍籍之名的进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学问甚优，文笔极好，著作甚丰，乃是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坛耆宿。王闿运简史据王闿运之子代功所编《湘绮府君年谱》中的记载，王闿运原名开运，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三十五岁时筑室隐居衡阳西乡，恰好有另一个名叫王开运的人来本地任县令。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讳，他才改名叫王闿运，字壬秋。至于人称之为“王湘绮”或“湘绮老人”，则是因为他曾建“湘绮楼”，以及以湘绮楼之名名其文集诗集，所以后人亦以此为其别号相称。王闿运的家境并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贫而弃儒从商，所以王闿运小时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师的叔父王麟教读，居然能以经史词章蜚声乡里，实则完全得力于他自己的聪明与好学。《湘绮府君年谱》中记载：“时家中无书，省城求书亦至艰。往往展转假借，择要抄读。”因无钱买书而必须手自抄录，养成了他从小抄书读书的好习惯。到后来虽然家境渐裕，亦不改当年所养成的抄书习惯。据年谱记载，王闿运的读书习惯是：“日必抄书，道途寒暑不少辍。五十年中，书字以万万计。盖自二千年以来，学人抄录之勤，未有盛于府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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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在清末民初的学术文化界，不但以诗词著名当世，在经学与史学方面的造诣亦卓有可观，观此当可知其学问的根基实在全有勤勉力学中来。据统计，王闿运生平著作有数十种之多，但能够让他在学术文化方面占有一席之地的，还得归功于他在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著作——《湘军志》与《湘绮楼文集》。奇怪的是，王闿运为何要著《湘军志》呢？被曾国藩指定为湘军史的编撰人所谓《湘军志》是记述湘军始末的一部历史大作。自太平天国革命事起，清朝政府所依赖的八旗和绿营毫无抵抗能力，最后完全靠曾国藩的湘军戡平大难，使清政府转危为安，延续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军之起，实在是清朝军制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不可以没有专书记载其始末经过及各种制度原委。光绪元年十一月，王闿运由衡阳至长沙，开始策划议修《湘军志》之事。其时曾国藩已经故世多年，距同治三年湘军克复金陵，也有十年之久。由于王闿运被公认为当时湖南人中文笔最好的，所以湘军有关人物一致认为，撰修《湘军志》一书，非王闿运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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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本是曾国藩的挚友之一，曾国藩生前就曾说过：“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亦或未敢多让。”也就是说，曾国藩生前，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功业自诩，至于这撰述湘军功绩史实的责任，他已经早就看中王闿运了。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公谊私交及为地方着想，王闿运都责无旁贷。于是他毅然承担下此一为湘军记述平寇功业的伟大撰述之责。《湘军志》的撰述，始于光绪三年五月，告成于光绪七年闰七月，前后费时四年又三个月。全书共分为《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共十六篇，九万余字。光绪七年十月初刻于四川，其后又在四川重刻一次。湖南湘阴的郭嵩焘、郭昆焘兄弟，在湘军初起时，均曾参与谋议，和湘军的关系极深。王闿运的《湘军志》撰成后，二人加以评阅，其结论是：“为文谤谲奇恣肆，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张笠臣亦说：“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结论原来郭嵩焘以及湘军主要人物之所以主张撰写《湘军志》一书，目的是希望借此表扬湖南人之丰功伟绩，以为乡邦不朽之荣誉。不料王闿运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反倒效仿太史公的笔法秉笔直书，自成一家之言。而笔锋所及，对于那些名震一时功成受封的湘军大人物，反倒时有讥讽的口吻，难怪湖南人要为此群起而攻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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