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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般舆论却未必完全同湖南人一样。如费行简所撰的《王闿运传》，就对《湘军志》十分推崇，说它：“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又，黎庶昌评论此书云：“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饰，其是非颇有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两相比较，就可知道《湘军志》并不像湖南人所一致评论的那样恶劣。就事论事，王闿运确实对湘军中那些骄兵悍将曾以讥讽的口吻嘲弄，然而却未必不是事实。如在评价湘军第一猛将鲍超时就说：“超之战专剽锐，其持重坚忍不如多隆阿，而终未尝败没。其军在湘军为无纪律，然亦能相维系，乃竟以功名终。”王闿运的《湘军志》，一心想效仿太史公之《史记》笔法，以简练生动为目标，虽然忠于事实，却因不肯回护乡人而故作曲笔，所以一度被视为“谤书”，其实这是很冤枉的。放荡不羁的习性，惊世骇俗的言行王闿运文才卓越，在经史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理应在功名仕途方面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但却因失意于会试之故，始终只是一个举人而已。封建时代最重功名，与他交游同时的同乡友人，如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不是早已在科举考试中得意，便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中以军功自显，先后成为封疆大吏，高官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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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王闿运，始终不能由举人、山长之上更进一步，虽然文名遍天下，却无救于他的落拓失意。在这样的情形下，王闿运的行为不免流于不羁，他的态度不免近于玩世，这应当也是可以理解的。相传，曾国藩不肯举荐他，是因为他曾建议曾国藩当趁兵权在手之时，以武力驱除清廷，光复汉人故业。曾国藩听了，觉得十分不对路，视其为“狂人”，从此不肯加以吸引。但若以当时人的思想观点而论，由于对现实不满而狂傲纵恣，固是才子本色。王闿运才气横溢，处处流露出目中无人的狂傲之态，才使当时那些达官贵人不敢十分亲近。所以，他的许多后辈后来都成了朝中显贵，他依旧还只能做着衡阳船山书院的山长，以发牢骚、写文章度其生涯。王闿运有两娶，原配蔡氏，与咸丰三年结婚，时王闿运二十二岁。一妾姓莫名六云，原系广州歌妓，同治三年归王闿运。但是这一妻一妾都先他而死——光绪十一年莫氏先死，到光绪十六年时，妻蔡氏亦卒。这一年，王闿运五十九岁。王闿运卒于民国五年，享寿八十五岁，者中间还有二十六年，不能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而他此后又未再娶妻纳妾，于是乎便出现了许多充满桃色笑料的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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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透露出的桃色绯闻清代时北方各省，有所谓的“上炕老妈子”的说法。“老妈子”其实就是女佣，但这种女佣与一般女佣不同，晚间得为男主人侍寝而“上炕”。其佣资高下，视其人之年龄与姿色而定，双方自愿，习以为常，也是法律所认可的。王闿运的日记向来以文言写作，在他晚年的日记中从不讳言，常有“某妪”之称，这指的就是“上炕老妈子”。而这些日记内容，就是各种绯闻的来源。《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八日记：“乡民妇罗来执役。昨翰仙方讥余不践言，今即践之，令留供缝纫。此事了不奇，以世人多鄙暗之行，故以此为怪也。”光绪五年时，王闿运年四十八岁，单身男子，在外独居，当然免不了要有些风流韵事。但是在时隔十余年之后，他的日记中居然还一再出现“某妪”的名字，以及各种含义晦涩的记事，便不能不使人觉得，他和女佣之间的风流韵事。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的日记中，便有以下一段记事，说：“房妪劳困，劓于卧侧，余避入内。坐未定，外报干将军来，披衣出迎。方与妪话，若早一刻，直入卧内，必有可观也。”此所谓“劳困”，所谓“必有可观”，均是隐隐绰绰的极妙文字，作者虽未明言，读者仍不难从中体会。王闿运晚年所用的女佣，在《湘绮楼日记》中可以查明的就有六人之多，其桃色绯闻之多也就见怪不怪了。王闿运卒于民国五年九月，由于他生前的文名鼎盛，一旦去世，识者莫不哀悼，其挽联多到数以千计。在这些多到使人目不暇接的挽联中，当以王闿运湘潭同乡吴熙所撰的挽联写的最为出色，曰：文章不能与气数相争，时际末流，大名高寿皆为累。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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